这是一个属于中年人的世界

pengte19800928

曾几何时，在美国听商学院教授讲跨国业务管理，开宗明义这样说：

你们将来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办公司、开办事处，到了那里之后不妨先体察一下周围的文化：如果那是个崇尚老者的国家，那么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除了法律之外，一定还有很多东西你要注意，有时可能因为忽略了某些传统或仪式连已经签好的合同都会作废。


如果那是个经常看到青年人在街头群情激愤挥舞拳头的国家，那么你也得小心，要么那个国家的法律将伴随下次政变而改写，要么还需要再多来一次政变才会被写出来。

一个容易经商的国家，一定是中年人管事的国家——不讲那么多的传统和仪式，也不动不动就闹革命。这样一个社会就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商业上，更讲合同、更讲效率、更讲信用、更讲理性……

那时我是整个商学院里唯一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是拿美国国会批准的资助来学政治学的，因为以全A的成绩提前完成了所有必修课程，因而向资助机关提出，由于中国已开始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能否就此再选修一些市场经济的知识，得到的回答，是“美国政府支持你”。

坐在课堂上的我，听到这一席话，自然又想起了中国——不过这一次比在政治学课堂上更加感到“没有底”。本人年轻时一向是属于眼界比较短浅的一类，经常被青年知识份子中间泛起的情绪所支配，尤其是在海外读到一些有关中国改革的正面报道之后，经常妄想它很快就会成功，自由啊、民主啊、法治啊、人权啊，好像只要在某些开明人士的带领下，三下五除二都能实现。可是唯独这一席话，让我第一次很遗憾地预感到，我的祖国距离那我心中的理想社会（虽然它不必是美国），好像还颇有一段距离，而且是很不容易缩短的，在日常生活的层面的距离。

中国算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那时我们记忆犹新的，是长久压在它头上的沉重的传统和仪式——因为不仅仅是鲁迅一个人说过它“吃人”；在宋朝就已有人批判理学，在明朝就已有人在说它“吃人”了。我们同样记忆犹新的，也有激烈的反传统和决裂——以及伴随它的，以革命为名义而施行的迫害和血腥（其实往往是报复）。曾几何时，这个自古崇尚“中庸”的民族，就像是一架地震试验室里的挂钟，任其钟摆猛烈地摇摆、撞击，几乎把自己晃到崩溃的边缘……

幸好，中国改革并不是一个由青年知识份子的沸腾热血就能左右的过程，当然从它的内在逻辑上讲，也必然不是由知识老化、不思进取的人所能领导的。于是我们看到，当它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和经验，甚至教训和伤痛之后，中国从1978年开始就正式步入了一个中年人走在前列的时代（尽管中年人中间也有优胜劣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行业（包括政府）都日趋强调管理，一个企业家和经理人的阶层开始形成了。各行各业都不再拘泥传统和仪式，也不再依靠群情激愤挥舞拳头的组织方式了。

这样一个社会，崇尚的是知识，阅历，经验，以及可操作的想象力。

终于，地震试验室那架挂钟的催人发狂的鸣响逐渐缓和了下来。在建筑工地的昼夜不停的喧嚣声中，这个社会却变得不那么吵闹了。在招聘市场的四处涌动的人潮中，这个的国家也变得不再那么容易迷失方向了。

这不是在粉饰太平，粉饰太平是可笑而愚蠢的举动。这只不过是在说当我们无需再争论一项工程是否意识形态上可以容忍，是否按规定获得了1002个公章批准，或是否按行业“潜规则”打点好了所有把持公章的个人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改进它的设计，完善它的工程，保证它的质量。

当我们无需再担心工作报酬差异化是否符合官方正统的时候，也才能把注意力转到就业市场的细节上来，比如说怎样让机会更加均等，怎样扩大就业，怎样让缺少技能的和有残障的人得到更多帮助。

只有当我们无需以意识形态或官方正统来衡量一件事的时候，才真正有条件来考虑来怎样把它做好。

所以，当我们听到周围有关公众事务的讨论时，我们知道，那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已对政治产生了切身的利益，而不再是像40年前的人们那样，每月吃着15公斤的口粮配给（其中有时50％左右都是玉米粉）讨论世界革命了。

或者，当我们面对那些改建后的“历史遗迹”、“风景名胜”摇头不已的时，我们也知道，那时因为文化上的讲究已不再是几个老学究以及他们出身名门闺秀的夫人才享有的奢侈了。

当然，中国也无需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担心没有洋人来跟我们签合同、做投资了。

不过我仍然想把那位早已退休的教授的那番“商业社会学”高论记录在这里，不仅是为了证明过去30年中国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段距离并非人人都记得），更是因为已有很多中国商人在从事跨国业务了。这段话对他们到别的国家去做生意也是一种帮助
转自:http://www.lztopic.com/archives/3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