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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冠李戴
在渡海而来的“嗲妹妹”或“嗲太太”中,琼瑶阿姨是影响最持久的一个,直到现在她还在捣糨糊,而且一不小心就把那个大一还是大二的女生弄成当红明星。不过和金庸大叔相比,就小巫见大巫。琼瑶功夫有限,也就三板斧:甜蜜蜜、娇嗲嗲、傻乎乎。傻乎乎也许比贼兮兮好玩,娇嗲嗲也许比凶巴巴可爱,甜蜜蜜也许比雄赳赳中听,但我们总还得有些硬朗一点的东西,比方说刀光剑影什么的吧?这就得看金庸的了。
金庸和琼瑶是一对宝贝。
金庸大叔堪称“万人迷”。据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他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铺天盖地都是。盗版的充斥地摊,正版的则走进了书城。从大学教授到引车卖浆者流,都不乏金庸的拥趸。一些“权威”批评家也纷纷为之捧场甚至哄抬,吁请老外授予金庸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更是甚嚣尘上。对金庸的研究,也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叫“金学”。另一种同样红火的学问叫“钱学”,是研究钱钟书的,合起来就是“金钱学”,给人的感觉是好象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穷疯了”。也有把《红楼梦》研究(红学)、金庸研究(金学)和《文心雕龙》研究(龙学)并列为“红金龙”的,是一种香烟的牌子。不管怎么排列组合,金庸大叔都榜上有名席间有份。以鲁迅之伟大,尚无“鲁学”,而金庸从一九八O年在广州登陆(《武林》首次连载《射雕英雄传》),到雄居中国现代文学家前十名(尽管这排行榜未必算数),和鲁迅先生平起平坐,也就十来二十年工夫。这么快就修成了“正果”,这金庸真是好生了得!
但事情也就坏在这里。
在许多“批评家”和“文化人”看来,金庸是神通广大的,也是值得顶礼膜拜的。因为他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把一个濒临灭亡的文学品种——武侠小说盘活了。这可比救活一个企业伟大得多。武侠小说也是咱们的“国粹”,外国没有的。就是有(如罗宾汉之类),也没法和咱们比,故而斯世当以熊猫视之。虽然一起“拯救国难”的还有梁羽生古龙等人,但论功行赏,第一把交椅,还是非金庸莫属。
金庸靠什么拯救了武侠小说?不是靠“学问”或“文化”。那些玩意卖不了几个钱。要是能够卖钱或者卖大钱,学富五车的泰斗们早就发了。这一点金庸老兄心里比谁都清楚,所以他的小说只会叫《射雕英雄传》,不会叫《宋元之际历史剧变的哲学反思》或《论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他之所以还要捣鼓那些劳什子,是为了哄骗“文化人”,或者说是用来解除这些人的心理障碍。文化人有个毛病,就是不管干什么,哪怕是看小说,也要有个理由或说法,比如接受教育、提高修养、陶冶情操什么的。武侠小说和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说法都不沾边,可又挡不住诱惑。现在好了,读金庸就是读文化,就是谈学问,大可心安理得。完事以后,还可以大谈心得体会。其实,看武侠小说要什么心得体会?笑死人了!
然而这正是金庸的高明之处或者说狡猾之处。其他武侠小说家只知道俗众好哄,不知道文化人更好骗。你只要弄些琴棋书画、佛理禅机在里面,他就上钩了。哄骗俗众,弄得再大,也是杂牌。如果“文化人”认可,那就是“国军”,可以“弄个师长旅长当当”。但你要以为金庸小说里头那些半生不熟的历史哲学什么的就是咱们中国文化,那就太寒碜人了。
的确,金庸的本事不但“媚俗”,而且“媚雅”,但归根结底还是“媚俗”。他很清楚,“媚雅”不过花招,“媚俗”才是本分。因为“媚雅”只能得“虚名”,“媚俗”才能得“实惠”。在这方面,金庸不愧武林高手,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且有“战略眼光”。他深知,时代不同了,口味也在变。一味的只弄些花拳袖腿大大的不行,还得爱情的干活。旧武侠小说基本上是不谈“爱情”的,咱们新武侠小说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大谈特谈。一相情愿、一见钟情、三角恋爱、左右为难,什么能吊人胃口就上什么。于是男的钟情女的任性,或者女的发痴男的犯傻,俊男靓女再加痴男怨女纷纷粉墨登场,说疯话、干蠢事、闹误会、发神经、冒傻气,害得读者(也包括电视观众)干着急,非把他的书一本本看完不可。
这倒没什么不对。武侠小说、通俗文学就是这个套路。就该这么写,非如此不足以赢得市场(琼瑶就是这么干的,只不过远不如金庸这么“博大精深”而已)。因此我常怀疑“金学家”们有没有搞错。金庸根本不是什么“文学大师”,而是“营销大师”。把金庸说成是“文学大师”,实在是张冠李戴,研究金庸的“文学成就”,则是文不对题。先生们其实应该研究的,是金庸如何把市场做大,把份额占足,把钱赚够。那才是正经,也才名副其实的是“金学”。
二、指鹿为马
其实,早就有人指出,金庸小说中并没有多少新东西。他没有也不可能对武侠小说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就连伤筋动骨都谈不上。这一点他做不到,而且也不会去做。他顶多做到了改头换面,而且做得并不天衣无缝。比方说,让书中人物说现代话、做现代动作、有现代思想等。这只能徒然地让人感到滑稽。好在我们并不当真,也就没人计较。当然也不是一点新东西没有,但这些新东西却被糟蹋了,就象好料却用“哈”了的油去炒一样,整个变味。认真说来,这也是武侠小说的“胎毒”,怪不得金庸的。
侠客、清官、明君,从来就是中国人的三个梦。皇帝指望不上就指望清官,清官指望不上就指望侠客,要是连侠客也指望不上呢?就只好指望武侠小说了。这其实是越来越没有指望,越来越没有路走。所以,武侠小说真要出新,也只有一条路,就是把梦戳穿。用赤luoluo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人们:此路不通!但似乎没人肯做,因为这无异于自己给自己结扎,让武侠小说断子绝孙。
古龙的一些小说倒是多少有点这个意思。古龙似乎更注意到侠和侠文化的悲剧性,所以比金庸小说更具有现代性。古龙的问题是粗制滥造(这与他的写作动机有关),又不喜欢掉书袋,谈什么哲学和文化。因此不讨遗老遗少和”精神中产阶级”或”知道分子”(均为王朔发明之词)们喜欢。金庸小说中唯一有点意思的是<鹿鼎记>.但意思也有限,丑陋却昭然。有人说韦小宝是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个”阿Q”,甚至说他是”中国人的镜子”,意思说《鹿鼎记》和《阿Q正传》一样或差不多深刻,一样或差不多有文学价值。可惜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差不多,而是差得远。阿Q最后是被杀了头的,韦小宝呢?享尽了荣华富贵以后,带着一大群老婆同去云南,”从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那逍遥的日子”去了。这可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说来说去,无非高官厚禄、娇妻美妾、一步登天、坐享其成。不折不扣的流氓意识,而且还是小流氓的。再用诸如”功成身退””独善其身”之类士大夫阶级的酸腐劲儿来粉饰,还不得让人把早饭都吐出来?金庸在骨子里是不会有什么现代意识的。有人说他的小说是”旧瓶装新酒”,依我看是”新瓶装臭水”。那股子封建伦理和专制政治的尸臭,捏着鼻子也能闻出来。
金庸的所谓”新派武侠小说”既然并无多少可言,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读者喜欢呢?难道这回群众的眼睛真是塑料的?其实,群众的眼睛并没有错。因为他们是以看武侠小说的眼光去看的。武侠小说什么的干活?依我看就是一种可以躺在床上”打”的麻将。除可供消遣休闲外,”打”得好,还多少有些益智健脑的作用,就象麻将是”平面太极拳”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金庸的小说确实好。也就是说,按照武侠小说的标准,他确实做到了”最好”. 武侠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并不要求”新”(前卫艺术和先锋文学才把”新”看得特别重要),只要求”好”.这个”好”,就是好看,新不新的无所谓.就象公共汽车,走的都是老线路,只要上车的人不同,就是一风景.如果要弄点新花样出来,也是为了好看.好莱坞电影也没多少新东西,英雄救美的老套一演再演.但它做得好,精致,好看,上车的人一个个都很漂亮,大家也就喜欢.大众文化只有一条道德底线.那就是扬善惩恶.或者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除此之外,随你折腾好了.
金庸小说的生产颇有些象好莱坞,完全是对准受众的口味来的.你要刺激吗?有!你要安慰吗?有!你要血腥吗?有!你要笑话吗?有!甚至连温馨浪漫,潇洒风流,忧郁伤感他都有,一应俱全,听凭诸位各取所需好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为热血青年准备的.一见钟情,生死不渝,是为多情少女准备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是为阴谋家准备的.琴棋书画,佛理禅机则是为文化人准备的.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找到自己想看的东西.当然大家都喊好.
何况他书中的英雄人物又是多么可爱啊!无论男侠或女侠,都既侠义果敢,又温柔多情,既武艺高强,又风流倜傥.正所谓”一个是温柔美婵娟,一个是翩翩美少年”.这样的可心人儿,怎不叫人爱煞?
在这一点上,金庸和金庸们完全与时代合拍.我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的一书里说过,中国旧小说旧戏剧里的男性人物形象是不健全的:白面书生太柔弱,江湖好汉太粗鲁,忠臣孝子又太虚伪. 金庸和金庸们以真情代其虚伪,以刚勇壮其筋骨,以儒雅去其野蛮,等于重塑了中国男子汉形象,正好满足了这个”伟哥时代”的需求.
读者并没有看走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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