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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高天下，自当辨襄阳南阳－－诸葛亮“躬耕地”揭密
诸葛亮（181－234年）是妇孺皆知的大名人，“两汉以来无双士，三代而后第一人”是古人对他的确评，“三顾草庐”是众所周知的史实，“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这是一段可以流芳千古的传奇。然而三顾地在何处？是在当今的湖北襄樊（当时称襄阳）隆中，还是在河南南阳（当时称宛）卧龙岗？从有晋以来一直争吵了一千多年，如治乱丝，如理乱麻，却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为了息争，清代湖北籍的南阳知府顾嘉蘅在南阳武侯祠题写了“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的对联，但这种“和稀泥”的态度于事无补，争吵从未断绝过。直到今天，既为了“还实于史”，也为了各自的地方利益，襄阳和南阳的争吵有愈演愈烈之势。“襄阳说”认为隆中有诸葛故居是有多处史料为证的无可争辩的事实，诸葛亮自叙中的“躬耕于南阳”指的是南阳郡，隆中在当时属于南阳郡；“南阳说”则认为诸葛亮多次自称“躬耕于南阳”才是最可信的史料，隆中只是他游学时的“寓居地”，并非故居，汉水以北的南阳郡从未管辖汉水以南的隆中。我认为两说都有许多致命的无法解释的缺陷，现各举其一。
一、“草庐”－－“襄阳说”无法跨越的梦魇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三国志－诸葛亮传》）
“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诸葛亮文集－黄陵庙记》）
诸葛亮多次自称躬耕时的居室为“草庐”，这应该是毫无争议绝对可信的第一手史料。“庐”字，查各种古汉语字典，通常的解释都是“简陋、临时性的住所”，例如“中田有庐”（《诗经－小雅－信南山》），例如“唯子贡庐於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史记－孔子世家》） ，例如“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从上面举的例子可知，“庐”和“家”、“室”、“屋”等住所名称是有明显区别的，即“庐”是住所名称中最低档次的一种称呼，在《艺文类聚－居处部》中“庐”也的确是排在最末位的。如果要追本溯源，“庐”在甲骨文中的本字是“六”，字源意思的确就是和字型一样的只有一个屋顶几根房梁的简陋住所。“草庐”，翻译成现代汉语，简直就是“民工窝棚”。我们知道，诸葛亮和刘表是世交（《献帝春秋》记载诸葛亮叔父诸葛玄和刘表是好友，诸葛玄被刘表派往豫章当太守，并殉职于西城），还是亲戚，（《襄阳耆旧记》记载襄阳豪族蔡瑁大姐为刘表“后妇”，小姐嫁黄承彦，而黄承彦是诸葛亮岳父，所以刘表实为诸葛亮的姨父），和荆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既是世交又是亲戚，两家又没发生过什么冲突，投靠刘表的诸葛亮姐弟四人，居然住的是“民工窝棚”，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我们不妨把对“襄阳说”有利的关于诸葛亮住所的史料按时间顺序罗列如下：
“晋永兴(304—306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西晋王隐《蜀记》）
“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日隆中”（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
“襄阳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曰葛井。堂前有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避暑台”（东晋习凿齿《襄阳记》）
“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孔明宅，宅有井，深四丈余，广一尺五寸，垒砖如初”（刘宋盛弘之《荆州记》）
“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习凿齿又为宅铭，今宅院见在”（刘宋盛弘之《荆州记》）
“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萧梁鲍至《南雍州记》）
“沔水又东径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从以上的史料可以看出，对诸葛亮住所的称呼历来是“宅”、“家”、“院”、“屋”等，从未出现“庐”字（《水经注》里出现的“草庐”只是引用），有“三间屋地”，有“避暑台”，还能用砖垒个“深五丈广五尺”的水井，这样的居室却居然是“草庐”，未免太匪夷所思。或许另有正房，“草庐”只是偏房？但连续三次都在“草庐”里会见刘备这样尊贵的客人，未免太牵强；又或许诸葛亮有称正常居室为“庐”的特殊习惯？但他给后主上书分明写的是“臣家成都”而非“臣庐成都”。总而言之，诸葛亮自叙中的“草庐”，是“襄阳说”无法跨越的梦魇。
二、战乱－－“南阳说”难以直面的史实
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投靠刘表大致是在兴平年间（194-195），当时曹操因为父亲被徐州刺史陶谦的部将所杀，连年攻打徐州，“所过多所残戮”，“泗水为之不流”，战乱使得居住在战地泰山郡的诸葛叔侄成了难民，只得投奔荆州。当时的荆州是相对安定的地区，但荆州也有一个地方是很不安定的，那就是南阳郡。根据《三国志》的相关记载，建安元年(196年)军阀张济自关中攻打南阳，中箭死去，其侄张绣领余众投降刘表，屯驻宛城。
“（建安元年）张济自关中走南阳，济死，从子绣领其众”（《三国志－曹操传》）
“济屯弘农，士卒饥饿，南攻穰，为流矢所中死。绣领其众，屯宛，与刘表合”（《三国志－张绣传》）
“张济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为流矢所中死。……使人纳其众，众闻之喜，遂服从”（《三国志－刘表传》）
“（197年）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钞，公击破之。绣奔穰，与刘表合。公之自舞阴还也，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公遣曹洪击之，不利，还屯叶，数为绣、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表将邓济据湖阳，攻拔之，生擒济，湖阳降。攻舞阴，下之”（《三国志－曹操传》）
“（198年）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初置军师祭酒。三月，公围张绣於穰。夏五月，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三国志－曹操传》）
“（199年）冬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十二月，公军官渡”（《三国志－曹操传》）
从以上记载可知，197年正月，曹操击张绣至宛，张绣降而复叛，曹操大败，爱子曹昂死难，此后的几年间，曹操为报仇屡次和张绣刘表联军大战于南阳境内，直到建安四年(199年)十一月，张绣听从贾诩劝告归降曹操，南阳才勉强安定了下来。如果照“南阳说”的观点，襄阳隆中只是诸葛亮游学时的“寓居地”，故居在南阳城（宛），为何当时荆州有那么多安定的区域，刘表却偏偏要把未成年的诸葛亮姐弟四人安置在战乱纷起的南阳？刘表和诸葛玄是故交好友，且时人誉为“爱民养士”，“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对没啥交情的众学士们尚且能“安慰赈赡，皆得资全”，为何对故交子弟反而那么冷漠，不就近安置在襄阳附近而是“发配”到烽烟四起的南阳？南阳多年的战乱，是“南阳说”难以直面的史实。
三、南阳郡的归属
其实“襄阳说”和“南阳说”走入的是同一个误区－－“故居即躬耕地”，只有跳出这个误区，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要找到真正的答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张绣归降曹操后南阳郡的归属。有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张绣的驻扎地南阳郡给曹操接管了，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绍於官渡，绣从贾诩计，复以众降”（《三国志－张绣传》）
“绣从之，率众归太祖”（《三国志－贾诩传》）
“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三国志－曹操传》）
以上史料都一致说明张绣只是“率众降”而非“举城降”，军队是张绣自己的，他可以做主，但南阳郡却是刘表暂时借给他驻扎的，在他和曹操的连年战争中，刘表也一直是帮他的，张绣并没有某些人想像中那么无耻，他只是“率众降”而非“举城降”。而且就算张绣要无耻地把刘表借给他的南阳郡送给曹操当见面礼，曹操也一定不会要，因为当时曹操正和最大的劲敌袁绍相持于官渡，不可能在这危急关头又去招惹持中观望的刘表，曹操没那么弱智。所以，张绣归降曹操后接管南阳郡的是刘表而不是曹操。
“先主遣麋竺、孙乾与刘表相闻，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三国志－刘备传》）
刘备投靠刘表是在建安六年(201年），刘表让刘备驻扎在南阳郡中部重镇新野，从这也可看出201年时刘表已占据了南阳郡大部分地区。
“建安六年，刘表攻西鄂，西鄂长杜子绪帅县男女婴城而守，时南阳功曹柏孝长亦在城中”（《三国志－杜袭传》注引《九州春秋》）
西鄂就在宛北三十余里处，刘表攻打西鄂，没有曹操军队来救援，也没有南阳的地方军队来救援，南阳功曹柏孝长也躲在西鄂城中，从这也可看出，当时的南阳城（宛）在刘表手中是不言自明的。刘表攻打西鄂，可以看作是对南阳郡内不服从自己的地方豪强势力的一种清理行为，也是对南阳郡的全面接管行为。西鄂攻下后，“袭帅伤痍吏民决围得出，……遂收散民，徙至摩陂营”，忠于曹操的杜袭逃到了曹操的领地内，刘表的清理行为进行得很顺利。
接下来的史实是“建安七年(202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河南叶县)”（《三国志－李典传》），并在建安八年初(203年），“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三国志－刘备传》）。叶县在荆州北边和曹操占据的兖州、豫州交界处，离宛有两百余里，博望也在宛东北五六十里，从这些记载也可看出，南阳郡治宛城的确应该在刘表的控制之下。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刘表对自己领地的一种确认行为，因为在张绣驻扎南阳并和曹操作战的过程中，南阳郡北部的一些地域的确曾被曹操占领并控制，作为天子所任之荆州刺史，刘表要收复南阳全境和他一贯“保境安民”的政策是一致的，并非要故意挑衅曹操。但曹操为了报复“博望之役”，“建安八年(203年）八月，公征刘表，军西平”，西平在豫州境内和南阳郡交界处，和宛城离得更远了，联系他前几次攻打张绣均是“到宛”“至穰”的情况看，足以证明当时的南阳郡已基本被刘表控制了，曹操无法前进，才军于西平的。在辛毗和荀攸的劝说下，曹操放弃了从西平进军攻打南阳的计划，因为权衡利弊，先扫平河北的袁绍残余势力更为重要，拿曹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三国志－曹操传》注引《魏书》）。的确，从接下来的史实看，曹操对刘表的战略就是“宜为后图”，从203年“军西平”并退军后，直到208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三国志－曹操传》），在这五年间，在曹操以及他那些将军谋士的传记中，找不到任何进攻或治理南阳郡某地的史料，208年向荆州发起进攻时，“于禁屯颍阴,乐进屯阳翟,张辽屯长社”（《三国志－赵俨传》），“颍阴、阳翟、长社”这三个地方都不在南阳境内。出征前，曹操问计于荀彧，“彧曰：‘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会表病死，太祖直趋宛、叶如彧计，表子琮以州逆降”（《三国志－荀彧传》），由曹操“直趋宛、叶”也可知“宛、叶”附近当时都由刘表控制。
有人曾因为《三国志－刘备传》中当曹操南下时有“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的记载，就认为当时刘备已被曹操逼退到樊城，南阳郡大部早已被曹操蚕食控制，这完全是选择性失明。《英雄记》曰：“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魏书》曰：“表病笃，托国于备”。可见“先主屯樊”是因为探病和受托，而不是被曹操逼退的。“曹公在宛，备乃大惊骇”（《三国志－刘备传》注引《汉魏春秋》），曹操要南攻荆州贤愚尽知，如果宛城当时是在曹操手中，刘备何须“大惊骇”？正因为刘琮的不告而降，本在同盟手中可供屏障的宛城不战而下，让曹操得以轻松进驻，这才是刘备“大惊骇”的原因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第一个重要结论：199年十一月张绣率众投降曹操后，刘表对南阳郡进行了接管，并对南阳境内不服从自己的地方势力进行了清理，到203年时已基本收复了南阳全境，203-208年的五年时间里，因为曹操对刘表“宜为后图”的战略，南阳郡在乱世中得到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替刘表防守南阳的是刘备，刘备和刘表的关系比张绣和刘表的关系亲密得多。
四、历史迷雾中的刘表“屯田”
解决了当时南阳郡的归属问题，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刘表是否在203-208年在南阳郡“屯田”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东汉末年长期的军阀混战，人民大量死亡流散，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民以食为天，任何地方统治者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那他的政权就岌岌可危，刘表当然也不会是例外。据《晋书－食货志》记载：“建安初，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再加上冀州、徐州、益州等地因战乱而涌入荆州的难民，荆州难民最保守估计也有一百多万人，另外据《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年）时南阳郡人口有244万，因为建安初南阳连年战乱，逃到荆州其他郡县的南阳难民应该也有几十万，让这些难民都能安居乐业是摆在刘表面前最迫切的问题，而“屯田”就是该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所谓“屯田”，指的是由地方政府提供土地、耕具、种子以及军事保护，组织难民从事耕种，收获按一定比例分成的一种政治措施。《三国志》中并未明载刘表进行过“屯田”，但对曹操的“屯田”记载得比较详细，“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196年）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三国志－曹操传》注引《魏书》）。曹操是军阀混战的胜利者，而刘表是失败者，所以《三国志》对曹操事迹记载详细而对刘表事迹记载简略非常正常，但没记载不等于没发生，组织流民“屯田”是当时各地割据势力的普遍措施，例如幽州军阀公孙瓒“屯田”的事在《三国志》本传和注引中也都没有提及，但在残本《汉末英雄记》（魏王粲所著）中却留下了记载：“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人始知采稆，以枣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
刘表“屯田”之事虽无直接记载，但一些间接记载也很能说明问题，例如“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所谓民以食为天，“仓廪实而知礼节”，刘表“平世三公才”，不会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在“开学官，定章句”之前，流民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一定已经得到了较妥善的解决，天上不会掉粮食，解决的办法毫无疑问是“屯田”。又例如曹操“军西平”欲攻打荆州时，辛毗劝曹操：“荆州丰乐、国未有衅”（《三国志－辛毗传》）；刘表病故时鲁肃对孙权这样评价荆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三国志－鲁肃传》）；诸葛恪在攻打曹魏时说当年刘表“财谷如山”（《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吴志》）。如果刘表没组织流民进行“屯田”，所谓“荆州丰乐”、“士民殷富”、“财谷如山”之类的评价从何谈起？再例如甘宁带着“僮客八百人”“往依刘表，因居南阳，不见进用，后转托黄祖”，在黄祖处待了三年，因不受重用，在207年底投靠了孙权（《三国志－甘宁传》注引《吴书》），反推可知甘宁在203-205年间是被刘表安置在南阳郡的，当时南阳无战事，甘宁和他手下的“僮客八百人”在南阳干啥？毫无疑问，就是“屯田”。在203-208年间，以“天时”而论，曹操忙于扫平河北，无暇南顾，有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以“地利”而论，刚控制的南阳郡是荆州耕地最广能养活人口最多的第一大郡（详见《后汉书－郡国志》），因为战乱有许多荒弃了的良田；以“人和”而论，刘表拥有数以百万愿意效忠的流民；刘表绝非庸才，刘备更是雄主，刘备在曹操处还待过两年，深知“屯田”措施给曹操带来的巨大好处，此时二刘不乘机经营南阳而坐以待毙是不可想象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第二个重要结论：202年前，南阳多战事，刘表也未能完全控制南阳郡，又因荆州耕地有限，所以大量流民或是分种了一部分荆州原住民的耕地，或是去“开荒”，但在203-208年间，刘表和刘备借天时地利人和均有利之机，将原来分散在荆州其他郡县“分种”或“开荒”的许多流民，组织到新控制的南阳郡“屯田”，此时他们需要许多“田官”来管理“屯民”，例如甘宁就曾是“田官”之一。
五、解开千年悬疑的“钥匙”－－“田官说”
解决了刘表在南阳郡的“屯田”问题，诸葛亮“躬耕地”之迷也就迎刃而解了。在此，我正式提出和“襄阳说”相背也不同于“南阳说”的“田官说”：200-202年，刘表重新控制南阳郡后，在203-208年间组织众多流民在南阳郡各地“屯田”，当时二十三四岁住在襄阳隆中刚“大学毕业”的诸葛亮，被世交兼亲戚的刘表派往南阳担任“田官”，算是“下基层锻炼”，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南阳（宛）卧龙岗附近，当时驻屯新野防守南阳郡的是刘备，两人因此相识并发生了“三顾草庐”这段足以流芳千古的历史传奇（关于“三顾草庐”的具体细节，请参阅我的另一篇文章《知己之主与竭命之良》）。“田官说”虽然在《三国志》中没有直接记载可以作为证据，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很多很有力的间接证据。
1、前面我们分析过，诸葛亮自叙中的“草庐”，是“襄阳说”无法跨越的梦魇。但在“田官说”中，“草庐”问题顺理成章，流民们“屯田”时的住所，的确就是“民工窝棚”，诸葛亮的“草庐”或许比其他流民的住所“阔气”些（“田官”住单间，普通“屯民”住通铺），但仍然是“简陋、临时性的住所”，这是由刘表“屯田”的性质和所处历史环境决定的。刘表的大本营在襄阳附近，防御重心也在那，而南阳郡时刻面临曹操的威胁，花人力物力在南阳郡搞“基础建设”，到头来十有八九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白便宜曹操。所以刘表只是组织流民在南阳“屯田”而已，包括“田官”在内的“屯民”们，住的当然只能是“草庐”。
2、“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师”（《诸葛亮文集－黄陵庙记》）
这是诸葛亮的原话，当然是绝对可信的。请注意“相拉总师”这句话，如果按“襄阳说”诸葛亮是作为隐士在故居隆中“躬耕待主”并投靠刘备的，那“相拉总师”则难以成立。作为隐士的诸葛亮在组织军队（“总师”）上能给刘备提供多大帮助呢（“相拉”）？何况隆中是刘表的势力范围，刘备和诸葛亮在隆中附近“相拉总师”也不合常理。但按“田官说”诸葛亮当时是南阳“屯民”的“田官”，对“屯民”们中的各类人才有相当了解，在“屯民”们中还有一定权力和威信，那么“南阳农垦兵团指导员”诸葛亮和“南阳军区司令员”刘备“相拉总师”才显得合情合理。
3、“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诸葛亮文集－出师表》）
“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诸葛亮文集－答李严书》）
这也都是诸葛亮的原话，请注意两个用词：“卑鄙”和“下士”。如果“三顾”时诸葛亮是隆中的隐士，时而在“避暑台”上歌“梁父吟”，时而和往来高士们畅议古今，那么刘备恭恭敬敬来拜访时“卑鄙”则显得用词不当，自谦太过了。但如果诸葛亮当时是南阳的“田官”，和“屯民”们一起下地躬耕，完全一幅“沾体涂足”的泥腿子形象，那么这时和鲜衣怒马来视察工作的刘备相对照，“卑鄙”则不是自谦，而是恰如其分。同样，士农工商是有别的，如果诸葛亮当时是未参与社会工作的隆中隐士，他自称“布衣”是合适的，但自称“下士”则用词不当，很牵强。但如果诸葛亮当时是南阳的“田官”，属于“基层干部”，那么他自称“布衣”和“下士”才都合情合理。
4、“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刘表），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这是诸葛亮和刘备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摘要，大意是指流民们很多“未上荆州户口”（“著籍者寡”），老实的流民“上了户口”，被“平居发调”到南阳等地“屯田”，而狡猾些的“游户”则“没上户口”，他们受荆州庇护，耕着荆州的田地，却不交粮不上税不服兵役劳役，所以当然会“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因为是谈话摘要，所以当时诸葛亮提出的“国中游户皆使自实”的具体措施我们已不得而知，但结果我们是知道的，“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可见诸葛亮的措施很管用。人的正确思想从哪来？当然是从实践中来，包括诸葛亮在内，没有谁是“生而知之”的天才。只有当诸葛亮是南阳“田官”时，从实践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才能使他看清弊端并制定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如果当时诸葛亮在隆中隐居却仍能对如此细微的实事提出恰当的解决办法，那除非他真是天才。（关于此次见面的详尽分析，请参阅《知己之主与竭命之良》）
5、“（陆）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陆氏祠堂像赞曰：海昌，今盐官县也。县连年亢旱，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赖。时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三国志－陆逊传》）
这是东吴名臣陆逊年轻时的记载，陆逊比诸葛亮小两岁，他出任东吴“田官”（“屯田都尉”）时几乎和诸葛亮任南阳“田官”在同一时期，他也向孙权提出了解决“游户”问题的“便宜”，这应该也可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旁证。即当时各地割据势力都会组织流民屯田，而“田官”大都会任命一些值得培养的年轻人，先让他们在基层磨练，同时对屯田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游户”）也是由“田官”来汇报并解决的，从这点上说陆逊和诸葛亮年轻时的经历惊人的相似，只不过因为孙权是后来三国之一，所以陆逊当东吴“田官”之事能载于史册；而刘表则是被吞并的地方势力，史料残缺，所以诸葛亮当南阳“田官”之事只能靠我来推论了。
6、“先主寓荆州，从南阳大姓晁氏贷款千万，以为军需，诸葛亮担保，券至宋犹存”（明何宇度《益部谈资》）
“献贼破荆州时,民家有汉昭烈帝借富民金充军饷券,武侯押字,纸墨如新”（明吴梅村《绥寇纪略》）
何宇度是明中期人，万历中曾任夔州府通判，而吴梅村则是明末著名诗人，《益部谈资》和《绥寇纪略》虽都是野史，可信度不高，但其中的记载却和诸葛亮自叙的“相拉总师”高度吻合，可信度当然也应得到认可。另外两书写作时间不同，叙事也有差异，可见并非吴梅村拾何宇度牙慧，而是各有所据，这也同样增加了记载的可信度，因为它们可以成为互证。刘备作为“客军”，得不到南阳人的完全信任，所以借贷要找一个合适的中间人作担保，如果按“襄阳说”诸葛亮此时是隆中隐士，那他当这个担保人未免有些莫名其妙，如果是已从隆中出山投靠刘备，那就是刘备这边的人了，也完全不适合当中间人。但如果按“田官说”，此时诸葛亮是南阳的“田官”，负责管理“屯民”并替刘表收粮收税，那么诸葛亮当这个中间人就顺理成章，因为假如刘备赖帐，“屯民”们就可以从上交给诸葛亮的粮税中抵扣，借贷风险大大降低。
7、“亮为弟均聘南阳林氏女为妇，期年生子，名望”（《诸葛武侯集》注引《诸葛氏谱》）
诸葛亮两个姐姐和他本人都是和襄阳人士结婚，这也是“襄阳说”常挂在嘴边的证据，但对诸葛均在南阳结婚的事却往往避而不谈。据《诸葛氏谱》诸葛均比诸葛亮小五岁左右，当二十三四岁的诸葛亮到南阳当“田官”的时候，诸葛均才十八九岁，而当时男人们的结婚年龄一般是在二十岁左右。正因为诸葛均也随诸葛亮到了南阳“屯田”，才会出现姐弟四人前三个在襄阳结婚而老幺在南阳结婚的“奇怪”现象。因为当时诸葛均在隆中时还未到结婚年龄，在南阳“屯田”时才由“田官”诸葛亮“为弟均聘南阳林氏女为妇”，这才显得更合乎情理。
8、“诸葛亮本瑯琊人，徙于顺阳之石峡口，结庐而隐，寻徙入南阳之卧龙岗。今裕州石峡口（今方城县小史店）有小茅庵，唐时石记犹存。又尝寓居于新野之野白岗，庄宅基址今为玉皇庙，古井尚在。南阳卧龙岗碑阴载，新野地五顷，佃户张某佃种，亦先贤之遗迹也。又唐县有诸葛庄，武侯之远田也，曾犁出古碑，在县西桐寨铺，去南阳市六十里。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断石幢云：‘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清汪介人《中州杂俎》）
“诸葛庄在县西四十余里，位于桐寨铺西，清乾隆五十二年，犁地得石碣，有‘诸葛庄’三字，相传武侯曾置庄田于此，去南阳旧庐仅六十里。”（《唐河县志－地舆志古迹》）
“诸葛庄位于桐寨铺西南三公里，在曲岗村北350米处。原系诸葛亮在此置买的庄田，早已不存，现仅留遗址”（桐寨铺《乡地名志》）
按《中州杂俎》中的记载，诸葛亮倒象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或是个四处买田的小地主，以前的研究者都觉得不可靠，往往忽略了这些记载，但《唐河县志》和《乡地名志》中的记载却与之相呼应，而且有实物为证，可见《中州杂俎》所言绝非空穴来风。请注意，顺阳、方城、新野、南阳、唐县、叶县等地方，都是汉末南阳郡的属地，如果按照“田官说”，一切豁然开朗，诸葛亮作为刘表在南阳“屯田”的“田官”，因为和刘表的特殊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重用”，所以常驻地在宛，但也经常要到南阳其他地方去巡查管理并收租收税，所以理所当然会在南阳各处都留下足迹。
9、“躬耕南亩乐如何，吃也靠著，穿也靠著。力勤粪多做生活，麦也添多，谷也添多。耕三馀一要斟酌，丰也不错，凶也不错。浪荡嫖风与赌博，家也消磨，产也消磨。乞求邻家借升合，张也推托，李也推托。赤手空回泪如梭，妻也不乐，子也不乐。一家饥寒可奈何，冻也忍著，饿也忍著。亲朋看见无人作，你也改过，我也改过。沾体涂足甚快乐，吃也在我，穿也在我。不向旁人借升合，哪怕他张推托，李推托。 晋永和三年岁次癸亥秋月谷旦 尚书左仆射顾和浴手敬书”（诸葛武侯“躬耕歌”）
以上是“躬耕歌”的全部碑文，清朝末年，南阳方城拐河镇群众，在沣河淤沙中发现一块晋代诗画石，上半部刻有《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诸葛亮画像，该诗画石现保存在拐河镇高中院内。仔细分析碑文可知，“躬耕歌”应该是“田官”诸葛亮写给“屯民”们唱的“劳动号子”，而并非诸葛亮写给自己躬耕时自唱的。诸葛亮作为刘表的世交和亲戚，衣食无忧自不待言，但为何“吃也靠著（躬耕），穿也靠著（躬耕）”？这如果是诸葛亮的自况，则非常不合理，但如果说的是其他“屯民”的实际情况，则又顺理成章。象“麦也添多，谷也添多”，如果是诸葛亮的自况，他家就两兄弟，耕种一小块“自留地”时，地况所限，怎么可能既种麦又种稻呢？但如果说的是有许多“屯民”的广泛“屯田”，那么既种麦又种稻才解释得通。象“耕三馀一要斟酌”，分明是“田官”把耕种经验编在歌里让“屯民”们自己边唱边领会，因为“屯民”们很多原来并非务农，没有耕种经验。象“浪荡嫖风与赌博”、“乞求邻家借升合”等，更不该是诸葛亮的自况，而该是“田官”把“管理条例”编在“躬耕歌”里，让大家边劳动边唱歌，以达到潜移默化的最佳管理效果。“躬耕歌”的内容是对诸葛亮曾担任南阳“田官”的最佳注解，就我个人而言，也是在看到“躬耕歌”后才确定“田官说”的。
10、“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三国志－诸葛亮传》）
这是赤壁战后，刘备给诸葛亮的第一个正式职务，“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相当于这三郡的“税务总监”。当时诸葛亮投靠刘备还没多久，如果按“襄阳说”是隐士出山，诸葛亮还没任何实际工作经验，而“粮谷军之要最”，这个任命则显得不太合理，应该让诸葛亮待在刘备身边当个“参谋总长”，出谋划策积累工作经验才对。但按“田官说”这个任命就恰如其分，诸葛亮在南阳有四年多“田官”工作经验，收粮收税是其所长，让他当“税务总监”完全是“专业对口”，人尽其用。
11、“时故将黄权等先已在宛,其他族当多相依,故南阳有侯祠所谓诸葛庵者,意亦道陌私祭之类”（《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
黄权是诸葛亮在蜀的同事兼好友，猇亭战败后因“降吴不可，还蜀无路”，只得降魏。黄权与诸葛亮交情颇深，经常在魏国同僚中称颂诸葛亮，司马懿曾给诸葛亮写信说：“黄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叹述足下，不去口实”。当听到故国丞相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黄权不胜悲痛，即和族人在诸葛亮躬耕过的宛城卧龙岗，修建了一座诸葛庵，因时节进行祭祀。当时襄阳城和宛城都在曹魏手中，黄权及其族人不在襄阳而在宛城建庵私祭诸葛亮不就很能说明问题吗。这当然是因为黄权和诸葛亮在互聊身平时得知诸葛亮年轻时在宛城当“田官”的经历，知道宛城卧龙岗才是“三顾草庐”的发生地，所以他才选择在宛城建庵私祭。
12、其实按正常的逻辑和人情世故而论，刘表对诸葛亮姐弟供吃供住供上学，给他们建房子帮他们完婚，等诸葛亮学有所成而刘表又需要人手之时，诸葛亮又怎好拒绝呢？二十来岁“时人莫之许”的诸葛亮又有啥退隐的资格呢？“田官”虽然谈不上重用，但毕竟诸葛亮当时才23岁左右，先“下基层锻炼”，看表现再予以提拔，刘表的做法当然无可厚非，也完全对得住死去的故友诸葛玄。刘表让诸葛亮当“田官”是顺理成章的事，对诸葛亮不闻不问反倒不合常理，而诸葛亮若拒绝“田官”的任命而退隐山林则更显得莫明其妙。
六、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不妨追本溯源，到历史的源头去探索一番，就会发现“疑云”渐起之因。陈寿的《三国志》本传历来就有“简略”之名，记载曹操“屯田”之事不过“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区区一句而已，我们详细了解“屯田”是通过刘宋裴松之的注引。曹操都是如此待遇，那就更别说刘表了（《三国志－曹操传》本传有6000余字，而《三国志－刘表传》本传才600余字）。陈寿也自有其难处，一来古人记事用竹简，被迫“惜墨如金”，二来组织流民“屯田”本是地方割据者的普遍之事，属于“可记可不记”之类，所以陈寿对刘表“屯田”之事未作记载非常正常。另外诸葛亮年轻时在荆州的往事因为荆州已不在蜀汉之手，蜀汉史料当然也就知之不详，而刘表又是被吞并的地方势力，所以刘表统治时期的荆州往事也会有一定程度的遗失，起码不会象魏蜀吴三家的史料那样详尽。这也就是为何陈寿对诸葛亮年轻时的记载出现了许多偏差，例如诸葛玄的豫章太守当如汉官袁煒《献帝春秋》记载为刘表所委派而陈寿记为袁术，诸葛亮和刘备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当如魏人鱼豢《魏略》所记载而陈寿简单记为“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陈寿对诸葛亮在荆州往事的记载，基本上都来自于诸葛亮的《出师表》，所以才会如此语焉不详。正因为陈寿对诸葛亮荆州往事的知之不详，所以在“躬耕地”问题上他只是以含糊的“亮躬耕陇亩”顺笔带过，并非陈寿喜欢含糊，而实在是限于史料缺乏，无法深究，当然也可能陈寿认为在这个无关紧要的地方不值得深究。刘表荆州往事的缺失，使得陈寿在“躬耕地”问题上只得含糊其辞，而陈寿的含糊其辞，恰使得“躬耕地”疑云初起。
接下来当然就该提东晋史学大家习凿齿了，因为他在《汉晋春秋》中写道“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日隆中”，“南阳之邓县隆中”是“躬耕地”问题争吵不休的关键，因为“南阳之邓县隆中”给了“襄阳说”以充分理由认为诸葛亮自叙中的“南阳”是指襄阳城西的“邓县隆中”，“南阳说”历来认为这是习凿齿的“误记”，因为在习凿齿的《襄阳记》中明确记载：“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汉因之”，如果不是“误记”，习凿齿岂非自相矛盾？但我个人认为，习凿齿的记载绝非“误记”那么简单。我们不妨替习凿齿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他在“躬耕地”的问题上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首先诸葛亮的自叙应该不会有错，其次隆中诸葛亮故居有大量文献记载且经过他实地考察，也不该会有错，两个正确的答案却互相矛盾，必须排除一个，这就是摆在习凿齿面前的大难题。因为未能跳出“故居即躬耕地”的窠臼，未能根据历史的灵光片语推导出诸葛亮曾任南阳“田官”这个史书背后的史实，习凿齿做出了另外的一个推论：诸葛亮作《出师表》时是蜀相，和曹魏政权“汉贼不两立”，曹魏政权对东汉荆州行政区划分的变更，蜀相诸葛亮并不予以认可，所以本该是“襄阳之邓县隆中”，但诸葛亮却仍要依汉旧制，说成是“南阳”。“南阳之邓县隆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说是不合理的，但在蜀魏对峙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却又有其合理性。至少这样的解释，比“‘南阳’是襄阳墟名，非南阳郡也”（刘宋刘敬叔《异苑》和萧梁殷芸《小说》中对“躬耕于南阳”中“南阳”的解释）合理得多，似乎在两个相对立的答案中找到了相通之处。我个人认为，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习凿齿才把“亮家于南阳之邓县隆中”写入《汉晋春秋》，从此“躬耕地”疑云密布，争论一发而不可收。等到后来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里坐实“昔庐”即“此宅”后，“襄阳说”和“南阳说”就势如水火，再也找不到相通之处了。
解开这千古悬疑，不是由南阳人而是由我这南昌人；不是由史学专家而是由我这业余票友，我真的感到非常遗憾。我个人认为，教科书上莫明其妙的注释，《中国历史地图集》上隔江划过去的“飞地”，都是今天中国教育界和史学界的奇耻大辱，是会贻笑后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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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16 20: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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