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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最早提出黄帝生于山东寿丘的是皇甫谧。《水经注》卷一十七引皇甫谧云:“〔黄帝〕生寿丘,丘在鲁东门外。”而皇甫谧很可能是引用西汉孔安国的说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先了解一下孔安国称黄帝是曲阜人的来龙去脉。
孔安国,西汉人,孔子的十一世孙,孔安国称黄帝是山东曲阜人,也就是自己的老乡。然
而,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留下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前的战国和先秦古籍中,《国语》、《左传》、《竹书纪年》、《黄帝见大隗》等典籍中,“黄帝”从来没有和曲阜发生任何联系!而且这些书都无一例外地指出“黄帝有熊氏”、 “黄帝居有熊”以及黄帝在有熊国附近的活动。“武帝末,鲁共王坏孔捕旧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考经,皆科斗文字,当时人都不识,安国以今文读之,又奉诏作书传,定为五十八篇,谓之古文尚书,又著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后,也就是说孔安国得到几本别人都读不懂的古书后,就大称黄帝是山东曲阜人,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讨论。可是,从唐代以后人们把《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混编在一起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一些学者考证、辨析,确认相传由汉代孔安国传下来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写的《尚书传》是伪造的,因此被称为《伪古文尚书》和《尚书伪孔传》。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成为定论。也就是说,最早提出“黄帝是山东曲阜人”的是孔安国,而在此之前,所有的正史都无一例外地指出黄帝有熊氏,居地在河南新郑。(夏商时期,黄帝后裔在有熊氏之墟立国,仍称‘有熊’。《史记•周本纪》载:‘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正义》引《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史记》提到的‘有莘’、‘骊戎’指为方国,与之并列的‘有熊’亦应为方国。有熊国约于商末周初被灭,其地归入郐之版图)。是孔安国为增强祖先孔子的地位而硬伪造曲阜这一地方的神圣性,这也就很明确地否定了黄帝和曲阜的联系。
如果说皇甫谧注解《史记》时没有受孔安国的影响那么他的注释就很奇怪了,在这里刘文学老师说的很明白:
“历代文献表明,在皇甫谧提出'帝生寿丘'500多年之前,史书已经明确记述黄帝是哪里人。战国《竹书纪年》说黄帝“居有熊”,战国《世本》以及汉代《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都说黄帝“居轩辕之丘”。“有熊”和“轩辕之丘”的所在,历代史学家都认定是在河南省新郑县。”
“其实,当皇甫谧提出山东寿丘说之后,当时的史学家王嘉在《拾遗记》中就针锋相对说:“轩辕黄帝出自有熊之国”,清代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引明代太常少卿郑环说:“黄帝少典之子,生于新郑之轩辕丘,非生于兖州之寿丘也。”郭袁恒在《历代帝都考》也说:“黄帝生于寿丘(开封府新郑)。”
所以,我们实在不知皇甫谧的“曲阜说”从何而来。如果我们看《史记》皇甫谧关于黄帝的注释,就会发现皇甫谧本人关于黄帝的注释前后自相矛盾,很多地方无法自圆其说,比如,他承认黄帝是有熊氏、居有熊,但是却又毫无根据地称黄帝“生于寿丘“。以至于陕西黄帝陵碑刻也作:“黄帝生于‘山东’寿丘。”宋真宗“仙源县”的改名。
第二, 还要说孔安国的祖先孔子,今人所留下的孔子的传记中,从来没有提到孔子在自己的家乡(而且还是同一个县的)拜黄帝,不仅如此,孔子也从来就没有提到过“黄帝在曲阜”,而大力提倡“效古圣王“的孔子竟然对作为人文始祖的同乡置之不理,这已经不是不近情理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第三, 古籍中记载黄帝的史料和现在的曲阜附近的地理环境根本对不上号。曲阜无名山大山,而记载黄帝的大量史料所称的“具茨山”、“风后岭”具体地址等经考证已经确认。“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謵朋前马,昆阍、滑稽后车。至于襄城之野。。。。。。”(战国 庄周《黄帝将见大隗》)(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夏、商时期的地图上这样标明:有熊氏地域内有两大地貌特点:南有颍水,此有大隗山,(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郡有大隗山,盖压禹、密、新三县也。”北魏时候,大地理学家郦道元通过实地踏勘,在他写的〈水经注》里确切地说:“大隗即具茨山也。”)而且新郑周边县市的黄帝遗迹多达几十处,遍布新郑、新密、襄城、禹县等县市,系统而完整,且都能与先秦古籍一一对应,这也刚好是有熊氏的活动范围。而曲阜在西汉以前,根本没有黄帝的传说及遗迹。
第四, 关于黄帝的父、母、妻子的氏族居地。
黄帝其父,《史记》开篇即明确指出“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少典是原始社会时期有熊部落的首领,后人有的称之为有熊国(河南新郑),少典便被称作有熊国国君。所以,大多史料都称黄帝为有熊氏,古时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称黄帝为有熊氏,标明黄帝是有熊国君少典的后裔。所以,黄帝自然应该出生在新郑。
黄帝其母,国语:“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关于有蟜氏居地,史书记载,黄帝的母族有蟜氏居平逢之山。《山海经•中次六经》:“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蟜虫,是为螯虫,实惟蜜蜂之庐。”有蟜氏是崇拜蜜蜂的始祖部落,长期与有熊部落通婚。平逢山就是今洛阳市北边的邙山。《山海经•中次六经》说:“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郝懿行《疏》:“平逢山即北邙山,郏山之异名也。《地理志》云:河南郡谷城,盖县因山为名,山在今河南洛阳县西北”。这里的“伊洛”是指伊水和洛水。《左传•定公八年》载:“单子伐谷城”。杜预注:“谷城在河南县西”。《后汉书•郡国志》说:“谷城,瀍水出”。这说明“谷城”在今洛阳市的西北部。《逸周书•作雒解》载:周公“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太平寰宇记》说:“邙山在河南县北十里、洛阳县北二里,一名平逢山,亦郏山之别名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邑部》“郏”字条说:“按《周书》所谓郏山者,北邙山也”。这说明平逢山乃北邙山的别名,位于伊洛之北,包括今新安县东部和孟津县全境的邙山岭上。由此推测,远古时代声名显赫的有蟜氏,当居住在以洛阳北邙山为中心的豫西一带。其范围可西达渑池、灵宝,东抵偃师、巩义,北至黄河南岸,南到嵩县、汝州的广大地区。事实上现在郑州的几个市县夏朝和夏朝之前也属华夏文明发源地河洛文化的区域。
黄帝妻,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西平县古为西陵氏徙居地,西陵作为地名在西平被长期袭用,曾叫西陵国、西陵亭、西陵乡、西陵县。”在历史典籍中,西汉以前唯一一处叫西陵的地方是今天的河南省西平,《三国志•魏书》留下西平在魏朝时有“西陵乡”的确切记载;《水经注》也记载:西平县“故柏国也……汉曰西平,其西吕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同时,西平县还发现有较大规模的董桥新石器文化遗址,采集和出土了大量与西陵国相对应的史前文物,特别是古人类缫丝纺线的原始工具等(西陵县师灵岗的南半坡处遗址经考证为西陵岗,属于新石器(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5000-6000的黄帝时期文化遗址,清人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载:“(西陵)亭当在今西平县西”。杨守敬《水经注图》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标识了具体方位),西陵国距有熊国一百多公里,少典族(黄帝为少典之子)与西陵氏族是近邻氏族,两族通婚再正常不过。
由此可见,黄帝直系亲属氏族领地都在河南,而且相距不远,那么黄帝的出生地立见明矣。
第五, 山东上古时为东夷集团所在地,为少昊之墟,非华夏族居地,这一点专家已经作了详细说明:“作为华夏族少典怎么可能娶了有蟜氏女,从有熊国跑几百公里到海岱地区“太昊族”的居住地生下黄帝呢?正如上古史专家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所说的那样:‘鲁国本为少皞之墟,是东夷族的大本营,华夏集团的黄帝绝不能生那里。在周成王‘残奄’(鲁地奄地)以前姬姓的势力没有到达山东的痕迹。’”所以说“黄帝出生于曲阜“无考。
第六, 再看〈史记〉中关于郑国的描绘:“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洛之间,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曪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 第十二)
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曾一再强调:“昔三代之间,皆居河洛。”三代指夏、商、周,而大家都知道五帝时期之后紧接着就是夏朝,其居地的大致范围当然也应该是顺承下来的。如
“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阳城。”“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阳城”即今河南登封,“箕山之阳”也在登封。而有熊(新郑)这时也属于河洛地区。河洛正是华夏族的发祥地,所以黄帝自然不可能出生在当时华夏族的范围之外。
第七, 我们可以看看下面北魏孝文帝准备要迁都洛阳前与大臣的一番对话:
“罴曰:‘臣闻黄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者圣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亦还于河南。”(〈魏书卷14〉)。由此可见,山东只是少昊的建都之地,和黄帝毫无关系。黄帝只是曾“东至于海”、“封泰山而还”,绝不是出生在此地,更没有在此地建都。
由此可知,在汉代之前,见于正史的典籍一直记述黄帝“居有熊”、“居轩辕之丘”和“诞生于轩辕之丘”。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曲阜说无考,也无法和实际地域相对照。
综上所述,黄帝出生于新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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