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 十个援越女兵的“集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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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关于援越抗美战争的公开史料并不太多。而关于援越女兵的记载更是少之又少了，本文讲述的便是援越女兵的故事。
40年前，“十个桂林女兵”跨越国境线，随同32万战友一道，帮助越南军民抗击美军。有1400名战友长眠在异国土地上。40年后，她们再次来到战友墓前
“40年一直想来，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桂林的老战友组织，有这么个机会，这是祖国的酒。”71岁的杨淑贞在丈夫郑若杜的墓碑前絮絮叨叨诉说着，她洒上酒，摆好从北京带来的果脯，艰难地俯下身子，低低地亲吻着墓碑。

40年前，郑若杜曾是中国援越抗美后勤部队62支队的宣传股长，就在他牺牲的前一刻，杨淑贞寄来的糖果刚刚转抵越南，他对通信员说赶紧打开让大家吃糖，但还没来得及打开包裹就听见警报响起，“仗打完再分糖吧”，他边说边跑向一号炮位。从此，他再没回来。

2007年9月9 日，越南太原市灵山乡烈士陵园，包括郑若杜烈士墓在内，耸立着83座坟茔，白色的墓碑上，用醒目的红色标注着中、越两国文字。默哀的人除了烈士家属，还有一群白发的中国退伍老兵，每人胸前都佩戴一朵小白花。他们来自中国12个省市，平均年龄60开外，年纪最长的78岁。退伍老兵杨宽让是从西安赶来的，他特地带来了祭扫烈士的水土：水是黄河水，而土则是他专程赶到黄帝陵取来的。“几十年了，我们来看你们，来得太晚了，来得太少了。非常的抱歉，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对不起。”杨宽让带着浓重的陕西口音叨念着。

祭奠仪式上，老兵们种下一棵越南的“英雄树”，这种树每年开两次花，洁净的白色，花瓣很大。退伍女兵们，即“十个桂林女兵”的代表：陈惠荣、红飙、蒙毅，忙着在陵园中献花和培土。正是“十个桂林女兵”，发起并组织了这次特殊的行程。

40年前，1967年8月， “十个桂林女兵”即将归国，临行前她们就在此地脱下军帽，列队向烈士致哀。那年，她们十七八岁，和大部分牺牲的战友年纪相仿。如今，“十个桂林女兵”已经全部退休，她们当中，有工农兵学员，有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有机关干部，也有人在工厂任职，企业不景气时，则默默承受了下岗的命运。

40年白驹过隙。烈士墓初建时不过是一个个土堆，只竖立了一块木板做墓碑。如今则全部用水泥浇铸，配备了祭台和香案，建起“代代记恩烈士”纪念碑。陵园两边还镶嵌着当年用中文写下的毛主席语录：“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从“革命小将”到“国际主义战士”
在国内，关于援越抗美战争的公开史料并不太多。1994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张爱萍任编委会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交待了战争的背景及中国部队的参与情况，其下卷第104页记载：“1964年8月，美国进一步扩大对越南的侵略，制造借口，轰炸越南北方，使战争逐步升级。中国应越南政府的请求，派出地面防空部队。”

第170页记载：“六十年代中期，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部队奉命入越参加援越抗美战争，主要担负越北铁路干线和钢铁厂、发电厂等重要目标的防空作战任务(也有部分高炮营配属掩护援越工程部队施工)。”

171页至172页记载：“在三年多时间里，炮兵高炮部队入越共9批9个支队38个团零80个独立营，作战763次，击落击伤美机千余架，不仅用鲜血和生命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也使部队得到全面锻炼，取得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十个桂林女兵”所在的部队是高炮62支队，部队驻地在越南北太省太原市名叫“娜妮沟”的一片森林里。太原市位于河内正北方80公里处，那里至今还是越南最大的钢铁和电力基地。而“十个桂林女兵”进驻太原的经历，几乎就是一场传奇。

1966年12月，红飙、王萍莉、陈惠荣、蒙毅等来自桂林的10个女中学生第一次聚集在了一起。听说有17个在北京就读的广西籍大学生要步行串联到井冈山，重走红军路，她们坚决要求参加。其中，蒙毅年纪最小，还在上初三，她赖上了那些串联的大学生，人家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北京农机学院的张铁锚开玩笑：“你要能抓住我你就去。”蒙毅连忙堵在门口，结果张铁锚从窗口跳了出去，却被守在窗下听进展的“红小兵”们逮了个正着，小家伙们兴高采烈地冲着张铁锚大喊：“抓住他了”，蒙毅赢了。十个女中学生如愿以偿。

1966年12月29日，等不及过元旦，27个大、中学生组成了红卫兵步行长征队，举着队旗，捧着毛主席像出发了。他们每人带一件雨衣、一个饭盒、一个水壶，背着一床被子，齐声高唱：“说打就打，嗨！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

长征队不久便走到了广西凭祥市，这里与越南仅有一关之隔。此时中国援越抗美的队伍已经秘密出征，只是没有对外公开宣布。女中学生陈惠荣觉得奇怪，一路遇到穿着越南军装的人，一口标准的东北话，统统没有领章帽徽，才知道已有部队出国。17个大学生中，有两位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工院，他们悄悄到邮局给周总理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求援越抗美，做国际主义战士，请您批准。机敏的蒙毅悄悄地跟了去，并且将这件事捅了出来。大家都觉得这是异想天开的行动，甚至取笑他们，结果回电真的来了，周恩来总理特批这支“红卫兵野战队”全体到中国援越抗美部队锻炼三个月。从这天开始，27人的身份发生了质的转变——由红卫兵变为国际主义战士。

“不得交头接耳，不得大声喊叫，不得往家里写信。”1967年1月下旬的一天，27个预备走长征路的年轻人戏剧性地转赴越南。他们猫在广西凭祥中学后山齐腰深的茅草丛中接受任务。为了保密，宣读命令时，还派了一个人在一旁放哨。 1967年1月23日下午5时30分， 27个经过周总理特批的学生红卫兵秘密出了友谊关，此后三个月内女兵们都没有和家人联系。红飙的母亲曾在半夜梦见女儿，惊醒后，夜里两点多和红飙父亲一起骑上自行车跑到女儿同学家里寻人。蒙毅的妈妈则预备了照片，要到《桂林日报》或《人民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

北纬17度的记忆
2004年，凤凰卫视的报道队伍第一次跟随中国驻越南使馆人员，走进了越南土地上的中国烈士陵园，随后制作、播出了专题片《北纬17度：援越抗美中的中国军人》，专题片的开篇讲述：“从1965年到197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了工程、防空、后勤、筑路等部队近32万大军来到越南，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共有1400多名官兵，牺牲在越南的土地上。根据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他们就安葬在越南的土地上，直到今天。”

1967年2月，越南的河水还很刺骨，分配在医疗队的女兵要洗大量的绷带纱布，常常是半条河飘着血水。手术台用过的敷料里，有时裹着一节节肠子和碎肉。有些女兵一下子犯恶心了，陈惠荣扯着大嗓门唱起了山歌鼓劲：“红旗满山哎，鲜花遍地开，人人都说红军好，姐妹们送鞋来。”

16岁的蒙毅分配在宣传队，莽撞的她到医疗队去慰问伤员的时候，看到一个20岁的截肢的小战士，蒙毅没有看到他的另外一只脚，奇怪他放到哪儿了，还顺着床绕了一圈，想知道床底是不是挖了一个洞。小战士说：“别找了，没了。”蒙毅失声问，那你以后怎么办？小战士乐观地说，不要紧呀，我还可以装假肢，还可以接着为国家做贡献。

红飙和龚长华最爱热闹，听说院长要到师卫生科，钻进吉普车就跟着走了。恰好卫生科的炊事班在包饺子，热情地挽留大家。结果遭遇到美机空袭。原来炊事班的伙房，被炸成了房子大的一个坑。锅和饺子连影都没了，同样失踪的，还有3个战士。半个多月后，一场特大暴雨冲开了河边被掩埋的掩体，露出了一只手，大家赶紧刨开所有的浮土，发现战友们早已牺牲。

而“十个桂林女兵”则在战友们的呵护下毫发无损直至归国。每当防空警报响起，院长和老兵们都会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从四面八方赶来把她们撵进防空洞，自己堵在洞口。南方人爱洗澡，女兵们晚上不顾医院的禁令，偷偷跑到河里。过了很久女兵们才知道，她们的男班长奉院长命令，每天都站在高高的堤岸上为她们放哨。而一位伤好归队的男战友则来了一封信，信中赞扬她们不怕苦不怕脏，同时告诫她们说：“你们几个女孩子还小，可能有些事情不懂，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是不能泡在冷水中洗东西的??”

1967年8月，“十个桂林女兵”随部队归国，来到辽宁丹东驻扎；1969年，女兵们集体复员。自从串联出发后，这是女兵们第一次回家。回到地方以后，一个女兵家里的一个亲戚生病，她将自己在医疗队见惯的战士们常用的止痛方子搬来：大声地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令她奇怪的是，在部队万试万灵的止痛法子，此刻居然不管用了。

念战友，踏归程
“如果要吹集结号，只需半个小时，女兵们就可以全部赶到。”医疗队的复员女兵王萍莉表示。女兵们坚持每年八一、出国纪念日都聚会。然而更多的聚会，是原部队的首长和战友们出差或专程到桂林看望她们的时候。

越南战场的经历，继续影响着“十个桂林女兵”的命运。比如大多数人的择偶对象都倾向于复员军人。由于当年中国部队援越参战没有向世界公布，是秘密出兵，活着归来的战士档案中并无详细记载，而且要求参战人员继续保密。特殊的年代里，即使是亲朋好友，也鲜有人知道女兵们参加援越抗美的详细经过。蒙毅曾经从越南战场上带回了一颗子母弹，也叫“菠萝弹”，有一天怎么也找不到了，后来发现丈夫顺手拿它堵了下水道，因为大小适用。

“十个桂林女兵”们结婚，生子，渐渐老去。没有一个人忘记往事。原62支队的战友李如斌告诉记者，他为此感到惭愧，“十个桂林女兵”这份“62支队情结”，要比很多在62支队的老战士更深、更长。

重返越南为当年牺牲在异国的战友扫墓，是“十个桂林女兵”多年的情结。计划是一点点推进的：1997年，她们结伴到越南谅山，再次踏上越南的土地；2002年9月，她们又一起到辽宁沈阳、丹东看望原来62支队的领导和战友；2005年4月，“十个桂林女兵”在确定了入越南的最佳路线与价位后，向分布在全国、原62支队战友们发出了一封倡议书，邀请当年的战友一同重返旧地。女兵们还为此进行了分工，陈惠荣负责国内联络，王萍莉负责管账及管理邮件，而蒙毅则负责与越南方面的外联工作。

联络工作困难重重。蒙毅曾做过两年越南的旅游项目，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进到太原，因为太原并没有被列入越南旅游开放的城市之列。蒙毅先是找人帮助把当年的烈士陵园名字及大致地址翻译成越文，而后特地委托人去到位于太原的烈士陵园，拍下照片，确定了这就是当年的烈士墓地后，蒙毅开始与越南退伍军人协会下属的旅行团联络。

经过艰难磋商，2005年9月5日，克服了包括经济条件在内的种种困难后，由原62支队援越老兵组成的特殊的自费扫墓访问团启程，共30个人，包括老兵子女，其中，“十个桂林女兵”就去了7个。当扫墓团最终抵达越南太原灵山乡烈士陵园时，已近黄昏，甚至已经没有足够的光亮可以照一张集体照。那个傍晚，83位牺牲的烈士，每个人都收到了往日战友送上的一朵小小的黄花。

800封慰问信
“我们亲眼看到现在的烈士陵园环境清静，园内整洁，烈士墓、墓碑、纪念碑完整，烈士姓名、牺牲时间及地点标记清楚。比原来预想的要好得多，因而也请烈属亲人们放心。我们永远怀念牺牲的战友，他们的英灵长存。历史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2007年元月起，800封“致援越抗美烈属的慰问信”陆续从西安发往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的民政局，发信人为原62支队一连侦察班副班长杨宽让，他在信末附上了自己的通信地址和家庭电话，以及一张烈士陵园的影印件。上个世纪90年代，杨宽让曾经接待了来西安出差的桂林女兵莫少兴，此后一直保持联络。2005年9月，响应“十个桂林女兵”倡议，杨宽让前往越南扫墓。归来后，他便萌发了向烈属们通报的念头。根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统计，当年埋葬在越南的烈士共有1400多名。杨宽让依据牺牲烈士名单，只要标明到县市一级，他全部向该地的民政局发去了上述慰问函。信是平信，但是大部分都超重，得贴两块到三块钱邮票。一位战友提供了复印烈士陵园照片的纸，满满一箱，全都用完了。40年来，除了一纸烈士证明书，这是烈士家人接到的第二个烈士消息。

邓德强烈士牺牲的时候20岁。身负重伤的他当时坚持要医生先抢救其他战友，牺牲前，他还问医生要了一支钢笔，写下了“革命”两个字。邓德强后来被追记一等功。40年后，只有亲人日夜思念着他。接到“十个桂林女兵”的消息，已经80多岁的邓德强父母赶到了桂林，将慰问信交给了烈士的弟弟邓斌。2007年9月9日，邓斌跪在哥哥坟前，洒下了带来的三花酒，敬上了广西特产的“甲天下”烟，撒下从玉林家里老坟边带来的土。

来自沈阳市东陵区英达镇英达村的张桂玲和张桂芬姐妹俩十多年前就开始寻找哥哥张国珍烈士的坟墓，张桂玲至今记得，那天早上，起床后发现父母不在了，她跑到自家的自留地，在很远的地方，就听见妈妈的痛哭：“国珍啊，你死在哪里啊？妈妈想你啊??”2007年9月，姐妹俩踏上了赴越旅程，她们的路费都是村里的乡亲们凑的。

“十个桂林女兵”最惦记的就是当年宣传股长郑若杜烈士的妻子杨淑贞。寻找杨淑贞的任务落在了参加扫墓的北京战友李如斌身上。他为此费了好大劲，最后是一位远在苏州的战友提供了线索。杨淑贞十分惊讶。40年间，杨淑贞不知道郑若杜到底葬在哪里，也没有地方问，每逢他的忌日，杨淑贞就到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处献上一束花。

永远的怀念
2004年3月起，“贯彻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方针，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处开始利用假日和周末，全面查证和寻找安葬在越南境内的中国烈士。经过为期16个月的调查，确认越南原有57座陵园，现已合并为40座，其中最大的陵园安葬有烈士217名，最小的陵园则只有1名。越南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对中国烈士陵园大多指定专人管理，定期祭扫。陵园基本保持原来的格局，大部分后期重修过。

即使是在中越两国关系恶化的年代里，中国烈士陵园依然受到了越南百姓的保护。在中国援越部队当年驻地附近，上了年纪的人们至今还记得他们的故事。1967年6月15日，战士朱奎元在求江渡口为救落水的老人焦文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40年后，当这支特殊的访问团在岸边民房找到一位75岁的老大娘时，大娘的重述准确而肯定，担任翻译的越南导游阿宣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边翻译，边流泪。

蒙毅是“十个桂林女兵”中最活跃的人。她最大的心思还是如何让历史在这一代活着的见证人中保留下来。蒙毅听说辽宁锦州一个小镇上，烈士孟庆国的母亲还在，曾专程前去探望。结果到了地方，战友打来电话，告诉她不要来了，老人三天前去世了。从此蒙毅开始加紧搜集、整理援越抗美的资料。55岁那年，蒙毅开始学习电脑制作，如今她的住处也变成了一个小型的工作室，电脑、摄像机、照相机、传真机、扫描仪、打印机应有尽有，蒙毅学会了配乐、打字幕和特技。
在蒙毅的桌上，摊着美国大片《野战排》《拯救大兵瑞恩》以及各种各样的越战光碟。这个年近花甲，当年只有初中学历的退伍女兵，开始认真地反思着越战背后的意义。历史几乎是一场悖论，凤凰卫视专题片《北纬17度：援越抗美中的中国军人》中总结：“专家们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在经济困难、国力疲弱的60年代，中国以200亿美元的援助，和上千人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却是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苏越的包围，和后来的自卫反击战。但是对于战争的亲历者来说，那是一段曾经付出了鲜血、青春和激情的岁月，一段关于生命、友谊和战争的回忆。”

《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在附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年表”一栏中如此记载，“1969年1月8日，总参谋部发出援越高炮部队回国预告，高炮部队陆续撤回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