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方：中国人的17个自问

pengte19800928

当我们正在喝着雀巢咖啡抽着三个五用着IE4.0上网，或正在半张着嘴巴盯着奥斯卡颁奖礼上流彩的女人们和伟岸的男人们，或正在牵挂着打外资工的女友会不会让那个老外主管给泡了，或正在用维达沙宣的泡沫揉着自己的黑发想染上红的或黄的色彩，或正在拿着摩托罗拉诺基亚让地球变成一个小小的村落，或正在苦苦地为自己能在酒吧里英语角上说着英文或看得懂英文报而快乐……我们是否还能从美国文化的围猎中突围，作一次冷静的自省呢？


为什么我们自得于“出口大国”的称号?

一篇刊登在《今日美国》头版的封面故事，是美国人描写自己的生活和中国商品相关的文章，名字就叫《美国人离不开中国货》。

文章说：“清晨6∶00闹钟响，是中国造。6∶10上洗手间，浴室塑料帘是中国造。7∶00煮咖啡，咖啡壶是中国造。7∶30穿成衣，有17%是中国造。8∶00用的移动电话是美国人在中国设厂制造的。9∶00办公桌上的掌中型电脑万用册、像框、订书机、小文具、防跳闸的电器等都来自中国。中午运动的鱼杆、运动鞋来自中国。晚间6∶30回家用的电话答录机有18%来自中国。21%的铁制进口厨具来自中国。晚间8∶30，有47%的录音机来自中国。11∶00换上的睡衣及内裤可能都是来自中国。熄灯前的灯具也有50%来自中国……”

由此得出的浅显的结论是中国商品很了不起，几乎无孔不入，已侵占了美国的各个领域。但当我纵深思考时，却不由得悲从中来，这些产品几乎都是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少有高科技含量的尖端产品，唯一的移动电话还是美国人在中国设厂生产的。

这些产品不但利润微薄，更谈不上竞争力，没有能垄断市场的专利产品，也就是说，我们占领美国的商品随时可能遭遇被说“不”的危机。

中国地大，中国人多，所以中国不在乎资源被破坏，劳动力被廉价输出。这有什么可得意的？

为什么“支持国货”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别跟我说你家里有海尔冰箱、长虹彩电、小天鹅洗衣机、春兰空调、爱多VCD……我们的家电业已经崛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比家电广泛得多的领域里，你相信什么?你使用什么?

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两大可乐在中国饮料市场上是理所当然的老大，原八大汽水厂或倒闭或合资。我们的娃哈哈坐不住了，推出了号称中国人自己的“非常可乐”，汾湟可乐在外包装上加了几个小字“加姜汁”似乎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喝法了。

实际上我们的商家所看重的，还是“两乐”在中国获取的巨大市场份额，试图从这块大蛋糕上切下小小的一角来。尽管这块蛋糕可能很快就变质了——据行家分析，高糖、含咖啡因的可乐饮料在下个世纪可能被淘汰，倒是可口可乐推出了健康型果汁饮料“天与地”。

一个号称加拿大的品牌时装，标价动辄一两千元，在国内尤其是北方卖得很好。然后有人说，加拿大并没有这个牌子。

于是聪明的商人跑到国外(最不济港澳地区)注册一个牌子再回国内生产，果然事半功倍。

次一等的也挖空心思，给自己的产品起一个能惹人联想的名字，比如佛罗伦、蒙地卡罗。

清华紫光的陈更宇说：“我们常听到国内一些搞得好的公司，冠以中国的‘松下’、中国的‘微软’，我想有朝一日，当彼国称‘美国的紫光’、‘日本的紫光’，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为什么把比尔·盖茨当贵宾?

今年两会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波澜，政协委员四通总裁段永基告假，去深圳奔赴另一个人的约会，其身后还追随着一群见缝插针的记者。他要见的就是IT界的王者——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

当比尔·盖茨在清华、北大演讲时，受到了不亚于国家元首的待遇，而那张WINDOWS大旗已在校园内外的几乎每台电脑里飘扬。

他还要为我们带来维纳斯，让我们用美神来轻松上网。

我们就像一群乖孩子，夹道欢迎比尔·盖茨来占领我们的市场。

“让我们的软件运行在每一台电脑上。”这种口号听来让人心动。这是金山公司在金山词霸首发式上的宣传词。

WPS2000测试版我用过，好像没什么好的，如果与微软的WORD97相比，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翻版。增添的几项功能也并不是每一位搞文字办公人员所必需的。前年WPS97上市之前，微软匆匆忙忙地推出了一个学习版的WORD97，定价是97元，绝对超值的定价背后喻示着其欲置WPS97于死地的祸心。这一次他们会放过WPS2000吗?!

而我们未来的希望，年轻的北大学子们仰视着讲台上神采飞扬的比尔·盖茨，暗暗地把他当作自己奋斗的目标。在网上“比尔·盖茨的财富钟”脍炙人口，至于他一弯腰值多少钱也被津津乐道。

为什么大学生迷恋外资企业?

北京世纪蓝图公司最近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六所大学的313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63.9%的调查对象在毕业后有进外企的意向。

调查显示，对外企的高效率、高薪水、管理规范、个性和创意能够发挥但是工作压力大的认同感较高，中选率在70%以上，对待遇较差、文化差异、人际关系简单、提升机会多等认同感较低。

为了能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在学校里便进行了准备。94%的人苦读外语，80%的人熟谙电脑，并对外企的管理方式、外国文化都格外留恋。

小平同志说，中国的未来在人才与科技上，但我们的人才都去了哪里?!

去年11月5日，微软设立了中国研究院，这是继微软中国公司、中国研究开发中心之后的第三面飘荡在中国的WINDOWS旗帜。在院长李开复的身后是6年内8000万美元的不求回报的投资。《北京青年报》甚至将8000万美元细分到了人头上。讨论的结果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设立将带来新一轮的人才争夺战”。

一位北大四年级的学生说得很直接：“微软设立中国研究院当然好，管他是不是帝国主义，他带来的思考方式和管理方式总比中国先进。”

终于有一位资深人士说出了一句“太可怕了”。联想的柳传志也坐不住了，说：“第一件事是学习，第二件事是应战。”一家报纸将此理解为“人才圈地运动”。
微软已经直接把美元和美丽的承诺放在了中国最有潜力的青年面前，将其长远的目光放到了未来，并对未来5年到10年后的市场产生影响。

有人说我们只要给出外资企业的三分之二工资便能留住人才，可这钱由谁来出?令中国研究院感到痛苦的一点是，微软的人才计划，促使他们研究员的费用水涨船高，但是，正如一位年轻的软件人员所说，我很悲哀看到这一点，中国企业一定要在外来竞争的逼迫下，才能重视人才吗?

为什么甘愿为出国倾家荡产?

去年8月8日，是我国又一次托福考试的日子，仅北京一地就有6500多人顶着溽暑，挥汗应考。全国共1.1万多名考生。

一项对北京313名高校学生的调查表明，有211名大学生想出国，最想去美国的有166人，占四分之三以上，居二、三、四位的分别是日本、加拿大和英国。而历史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1996年的18年间，中国共有13.5万留学生去了美国，占此期间中国出国留学生的一半。而这十多年间的自费出国留学生是13.9万人，回到中国的仅有3000人，比例仅为2%。

虽然这其中很多人在出国前都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学成后报效祖国。但真的学成后，他们便很惋惜地告诉你：咱搞的是尖端技术，回去了也用不上——科学不分国界，在哪做还不都一样?

北大物理系的甘子钊教授称，近年来该校物理系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学生都已出国，目前该系毕业的学生有500多人在美国。清华计算机系一个班35人去年共拿到了89个国外大学的奖学金，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名校。这意味着，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全走。而比这个数字大得多的，是那些砸锅卖铁自费出国、名为留学实为打工而且是打低级工的人们。

一位意大利的He jing sheng投书祖国，说“我真想奉劝那些千方百计挤入出国队伍中的同胞们，尽快吃点退热片吧。在国内经济迅猛发展的机遇中你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却到经济停滞不前的西方来淘金……”这话听起来确实有点骨气，但闻者却不以为然：干嘛你还在外边呆着?

为什么把“奥斯卡”当桂冠?

3月21日的奥斯卡之夜全球瞩目。

一位出了国、与外国人结了婚的中国女明星给儿子取名“奥斯卡”，更多的中国电影人暗暗地把获奥斯卡奖当作目标。

与科索沃战火正浓相对应的是，在本世纪最后一次电影与音乐的最高奖项中，格莱美让男人走开，奥斯卡对战争说不。

事实上奥斯卡只不过是好莱坞的一个电影派对而已，与奥斯卡分庭抗礼的还有戛纳、柏林、墨尔本等国际性的电影评选节。

我们经常抨击金鸡、百花评选不真实，但奥斯卡钱风更盛，这次获奖的《莎翁情史》花了1500万美元造势，还一再反驳说“《拯救大兵瑞恩》比我们花了更多的钱”!

家花没有野花香，张艺谋就是因为捧回灿灿发光的金熊而一夕成名天下知的，后来又有了陈凯歌在戛纳上火了一把而奠定其大牌导演地位。

最新的新闻是，张艺谋对戛纳电影节主席说不了，“阁下竟以‘政治’为理由对影片加以指责，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政治与文化的偏见”，其实这种偏见在国际上从来就没有断过，《红高粱》的获奖难道真的与宣扬中国落后无关?张艺谋丢下了一句“我会继续努力拍电影，拍出观众喜欢的好电影，这比参加国际电影节、比拿奖更重要。”

为什么进口大片所向无敌?

当中国电影院齐齐遭到“无人喝采”瘟疫袭击时，是中影公司引进的十部大片救了市，好像也只有美国大片能从中国观众的口袋里将钱掏走。

从《生死时速》、《龙卷风》、《真实的谎言》再到《泰坦尼克号》，中国人似乎被迷住了，走出电影院，他们忽然宣称非英文原版的影片不看，盗版VCD因此而生意兴隆，中国VCD机产业因此而繁荣。

连一向擅长于批判的诗人伊沙也忍不住说“我是俗人，我没文化，我爱看《泰坦尼克号》”。这部拿了11尊金像奖并平了奥斯卡历史最高纪录的片子，确实是所到之处攻无不克，黄牛党笑了，一张票最高时可炒到150元。光在北京的票房便是3000多万。

这足以让我们那些善于制造票房毒药的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们引以为耻，有一位说了，咱有钱也拍得出来。但伊沙敢说；“就凭冯小宁拍的那个不伦不类的《红河谷》，我敢说他有钱也拍不出来。”

然而抛开这类高成本、大制作的影片，其他类型的电影中国不是没有。张艺谋的《一个不能少》既是向希望工程的献礼片，又开创了全部用业余演员的先河。他一改以往几乎不接受采访的习惯，不但广与记者接触，还跑到屏幕上去做秀，钻到互联网上与网友聊天……能用的手法都用尽了，但还是未能逃脱收不回拍摄成本的厄运。虽然他光卖版权便赚了，但其实质不过是将亏损转嫁在别人头上而已。
《不见不散》、《好汉三条半》等国产片，票价比进口大片低，却还是卖不出多少钱来。为什么我们只盯着进口大片呢?

为什么《学习的革命》被奉为教育“圣经”?

科利华是一家软件公司，过去做教育软件，我曾在一次征文中得到时值几千元的一套高中版学习软件，当时觉得这是一个有些头脑的企业，应该会火。

果然就火了。科利华走出了软件行业，搞书了。而且绝对是惊人的大手笔，用1亿元来推销一本书：《学习的革命》。这本32开，580页，定价每册28元的书是美国人珍妮特·沃斯与新西兰人戈登·德莱顿合著的。科利华计划销1000万册。

他们请来了谢晋这位名导当托儿，在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里，谢导郑重地宣告：“读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孩子的一生。”谢导的满面庄重一如他执导的《鸦片战争》。

有美国作者，有谢导作秀，有1个亿的广告支撑，更主要的是可以帮助改变孩子一生的诱惑，望子成龙的中国父母不再犹豫。

但这本书真的有用吗?!实际上这本书中的一些方法是针对国外学生而言的，也早已上市，1996年上海三联书店购得了此书的发行权，共发行了276000册，按现在书市的行情而言，已属难能可贵。但科利华气魄更大，再销个1000万册。在教育问题上，我们听了很多出去转过一圈、有资格指手划脚的人士的话：美式教育是多么民主多么自由，相比之下，中式教育是多么死板多么不科学。于是这本美国人谈教育的书被奉为圣经。

现在这本书销了500万本左右，这对中国低迷的书市而言已属不易。科利华也没亏，它并没有真拿1个亿出来，况且还能换回无形资产。

科利华新近与一没有人气的企业合股上市，股价飙升。我常想，要是这1个亿用于希望工程，该有多少孩子重新上学呀!

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品味?

《格调》是一本书的名字，是一本目前很火的关于生活品味的书。它就像是一本相学书，教你带眼识人。尽管它描述的是20年前美国的状况。

你可能很有钱，但没有品味，你可能没有多少钱，但却有品味。这本书在传输着这样一种理念。书中说贫民阶层的衣服上通常都印着字，而随着社会等级的提高，文字逐渐消失，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的服装上，文字被商标或徽记所替代，例如绣着一条鳄鱼。

这本书在中国流行的一个背景是，随着贫富分化，有钱人迫切需要一种让他们有别于穷人的标志，而不是简单地以金钱区分，《格调》给了他们一种启示，并近似于一种生活品位指南。尤其是那些新兴的白领阶层，刚刚与贫穷绝缘，然而又无力一夜致富，便买一本《格调》，先将自己包装成有品味的人，然后再去鄙视那些“穷得只剩下钱”的暴富一族。

由此我们认同了西方的生活品味及阶层等级。就像我们现在动不动便要去吃一回西餐，虽然压根儿我们对西餐就不习惯，甚至于很排斥。

为什么中国消费者拿麦当劳没辙?

在港片《甜蜜蜜》中，黎明刚从内地到香港时便首先去麦当劳尝回鲜。由此可见麦当劳的诱惑。

虽然麦当劳进入中国内地只是1992年以后的事，但在短短六年间，分店已扩张至百余家，麦当劳金色拱门更是家喻户晓。

麦当劳好吃吗?除了孩子以外，米饭炒菜培养出来的中国人的胃口通常对它不太感兴趣，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对麦当劳趋之若鹜呢?

首先是吃品味，就像吃西餐一般，在麦当劳请客一度是笑柄，后来人们学乖了，但还是觉得在麦当劳吃饭比较体面。其次是吃新鲜，麦当劳大叔总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新鲜的玩意，比如送玩具给小朋友，去年还与迪斯尼公司大面积发送史诺比，惹得香港市民跑到深圳来拥抱史诺比。最后一招是吃文化，麦当劳并不仅仅是卖汉堡包，更是卖文化。麦当劳说：“我们宁愿用更多的精力来营造一种家庭乐园式的后气氛。麦当劳不应仅仅是一间普通的快餐厅，而应该让每位顾客享受到在其它餐厅享受不到的温馨。”

有个故事听来颇耐人寻味，某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认识了一位女友，一起逛街走到路口，绿灯刚灭时他欲拉女友穿过马路，女友惊悸而与之断交，说他不讲公德。该生学成回国后，与新女友逛街，遇到同样情况，他停滞不前，女友则飞快地穿过街心，结局也是分手，因为他“活像一个书呆子”。

这则故事，也许是杜撰的，但另一则故事则是真的。北京《为您服务报》的杨连弟在麦当劳用餐时，因服务员熄灯使他呛了一口，而服务员也没向他道歉，便提出了赔偿要求。他的理由是一个美国老人在麦当劳被热咖啡烫伤可以得到巨额赔偿。麦当劳的公关部王小姐的答复是，中国的麦当劳已经实现了本土化，美国的国情与中国的不一样，因此事情不能相提并论。

好一个国情不同。这便是麦当劳提供的所谓上帝级待遇。又想起万宝路在中国的广告，牛仔，骏马，沙漠，吸引了不少中国烟民。而美国人威廉斯抽了42年万宝路，死于肺癌后，他的亲属上诉法院，状告万宝路的生产商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结果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因此赔偿了8100万美金，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我们会得到什么呢?!恐怕能道个歉就不错了。

为什么被“神话”征服?

有个广告词是，难道克林顿吃了伟哥。潜台词是伟哥让老克像个男人。

一粒比小指头还小但比黄金贵14倍的药片，像一个蓝色的小精灵，1998年为辉瑞公司赚了10亿美元。而其研制者更是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就是伟哥。治疗阳痿的一种药物。当这种药物尚在北京、上海、湖北等7家医院搞试验时，便有了走私伟哥在市场上大显身手，使中国男人也有机会获得与外国男人一样的新鲜快感。

沈阳飞龙公司抢注了个伟哥开泰，其销量也日益上升，如果不是被有关部门认定为劣质药的话。而国内仍有30多家企业在打着伟哥商标的擦边球主意。深圳一位装修工吃了老板奖励他的一颗伟哥后，上班时脸色铁青，一头栽在地上死了，成为中国的第一例“伟哥快乐死”案。

对于一个有着服用“补品”历史的泱泱大国来说，壮阳方法多多，但没有一个能像伟哥这样轻轻松松俘虏中国男人的心。

为什么中国人要有英文名?

COOL、HIGH、IN、YEAH、E-mail……这些英文单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酷”一词更是荣登1998年中国十大流行语榜。

“Jack，电话。”“THANK YOU。”这是出现在外企里的常见一幕，在外企里，绝对是英文的世界。讲英文，读英文，要想应聘首先得看得懂英文招聘启事。而没有英文名你让外国老板怎么硬起舌头叫你的中文名呢?

英语在电脑中的统治地位更比现实世界来得强硬而坚决。世界软件几乎全用英语编写，包括目前中国自我开发的一些成功软件。而90%以上的网络数据依靠英文传送。数字化论坛学者胡泳曾写过这样一句话：“电脑英语向所有人宣战，学会‘我们的’语言，以使‘我们’明白你的意思，否则的话，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不懂英文的你只有自卑。

为什么为拿不到诺贝尔奖而耿耿于怀?

199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美国华裔物理学家崔琦教授，顿时举国同庆，我们中国人也能获得诺贝尔奖。一些报刊甚至大挖崔琦的家谱，从而认定其获奖与中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我们恰恰忘了最重要的一点。崔琦是美籍公民，他的成功不是中国的成功，是美国式的成功。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总是有种神往和渴望。有些作家以为自己能问鼎文学奖，便称赞诺贝尔奖的权威公正性，那些知道八棍子也打不着他的作家便义正辞严地说那鸟奖咱不稀罕，有的诗人按捺不住雄心在我胸的好男儿情怀，许诺要给中国捧回诺贝尔奖。

中科院院士、原南开大学校长母国光说；“我相信，中国没有人说不要诺贝尔奖。”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和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说：“获得诺贝尔奖需要有雄厚的积累，需要有很好的教育，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则认为：“在教育方面，最需要的不是盖大楼，而是改进基础教学设施。”

山东成武县一位教师叶荫棠，生前被人视为叫化子、神经病、另类，身后却留下了70张存折，13万多元的存款，为的是效仿诺贝尔，设立叶荫棠奖学金掖后。

杨振宁教授说，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是20年之内的事。无论如何，有点期望总比无望要好。但诺贝尔真的对我们这么重要吗?

为什么疯狂追逐乔丹?

数不清乔丹上了多少次我国期刊的封面，更有那120大洋的精品画册惹眼，足以成立一间小型的乔丹纪念馆。

乔丹的球打得棒，这本是有目共睹，但完美是不值一哂的。在NBA的劳资纠纷中，他始终恪守沉默是金的信条，绝不为球员工会讲一句话。好不容易来了联赛，他却宣布退役了，这何尝不是对球迷们极不负责任的一种心态。

乔丹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赚钱机器的象征。他的名字便是驰名商标。乔丹从未来过中国，也好像从未在任何场合中表示出对中国的兴趣，但我们的媒体却一个劲儿地盗用国外的文章图片在中国造出这样一个篮球之神。

其实乔丹是美国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他的成功，也和可口可乐一样，是美国商业文化悄无声息地在中国抢滩的又一标志。

为什么在意外国人的褒贬?

今年春节联欢晚会，大山等四个外国人着实将我们猛赞了一顿，不由令吾等没出息的中国人沾沾自喜一回。但细细一想，中国真的这么好吗?大山是中国人的女婿，他会不会领着一班外国人在给我们作秀？仔细一想就通了，不说好话，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还不将节目毙了。

又想起西方发明了一种新的计算方法，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已堪称大国，更有一些观察家、学者们也都心有灵犀地纷纷撰文，称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已经“迅速崛起”，“国力变得强大”，一家杂志甚至称中国已是第二个超级大国。而实质是，一旦中国被不切实际地戴上了超级大国的帽子，中国就会被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从而对争取IMF等低息贷款和打破关税壁垒产生直接影响，达到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进而影响我们的综合国力。每个民族都希望自己优秀，人类存在的价值在更多时候是由别人来认定的，但如果我们分不清这个赞扬的真假就是一种悲哀了。

为什么为走私货捧场?

如果按照国际一般的走私货物查获率推算，近几年中国每年走私货值估计近1000亿元。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意无意充当过走私的支持者。国家统计局会同中央电视台作了一个调查，结果表明27%的居民承认曾经买过走私商品。43%表示可能买到过，二者合计占到被调查居民的七成。

中国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进口过香烟，可在中国可以随便地买到外烟，各种品牌应有尽有。更可怕的是，国外的不法烟商开始制造“红塔山”等假烟。前些年如果我们随便站在街头，你会发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路人戴的是日本东方表，而这种表至少有90%以上是走私来的。也就是说，日本的不法商贩至少向中国输入了上亿只这种手表。

还有那些盗版VCD、CD ROM光盘更是浩浩荡荡地走入中国人的家庭。在广东潮阳市贵屿镇，洋垃圾竟成了经济支柱。各种从日本、台湾等地运进的洋垃圾在这里被分拣，重组，再向内地销售。

一个真实的故事，前几年日本的旧西装流行，有个国人花100元钱买了件旧西装，从口袋里摸出张片子，以为是支票，便找懂日文的一看，原来是一张死亡卡，上面写着姓名山本太郎，死亡原因艾滋病。

作者:李国庆
转自:1999年6月《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