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价值

古列（GUILE）

从理论上讲，生命是没有是价值的。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任何人是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换货币的。
但是当有人为国牺牲了，有人因公殉职了，往往会获得抚恤；有人车祸致死了，有人公伤亡故了，往往会得到赔偿。从这种抚恤和赔偿中，似乎又感到生命是有价值的。
人群层次的不同，死亡时间的不同，抚恤和赔偿的数额也往往不同；因此虽然上帝和佛祖都一致认为众生平等，现行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也没有把生命分成等级；但是实际上我们却可以悟出，所有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恒定和等价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还在学校读书。暑假里去一个公社建筑队的工地做小工。做小工么，拌拌沙灰，挑挑砖头而已。一次一根吊杆断了，水泥板砸死了二个工人。公社干部来开了一个追悼会，放了一段“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们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毛主席语录歌；死者每人发二百元钱的抚恤费。

当时我想，公社建筑工人生命的价值是二百元人民币；当然追悼会的荣誉是无价的。

七十年代初，我们村子一个在解放军部队服兵役的战士，去越南前线参战牺牲了。县民政局的干部在公社领导陪同下，给这位战士的家里送去了烈士证书和四百元钱抚恤费。
我想当时解放军士兵的生命的价值是四百元人民币，当然烈士的荣誉是无价的。

七十年代中期，我在江西打工，是一家国营的建筑公司。虽是国营公司，比较正规，但事故依然是免不了的。一次红石坑塌方，也压死了几个人。当然也是领导到场，也是开追悼会，也是放毛主席语录歌，也是发抚恤金，抚恤金每人是六百元。

国营单位工人的生命的价值比集体单位的工人的生命价的值要高，甚至比解放军战士生命的价值也要高，当时我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的经济也步入正规，公民生命的价值也似乎逐步获得了提高。到九十年代中期，如果工伤事故中死一个人，赔偿费已要六七万元了。

我有一个做建筑包头的朋友，一次工地事故中死了两个外地民工。照当时的普遍行情，得赔十多万元钱。死亡民工家乡的村长和家属都来了。他初搞建筑，资金不足，因而急得要命。

一位人称“狗头军师”的部下帮他料理这件事。“狗头军师”果然有谋略，他客气地招待这批苦主们，私下里给二个村长每人塞了五千元钱。于是村长反过来帮这边做死亡民工家属的工作，以每人赔偿三万元钱敲定。

临走时苦主居然还千劳万谢。在贵州当时的农村，一万元钱就可以造一座屋，一万元钱就可以娶一房媳妇。苦主回去后，可以造几间新屋，可以给另外儿子娶媳妇，似乎还很合算。

就这样，由于“狗头军师”的作用，死亡的民工被剥夺了一半价值。

一九九九年，中国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飞机炸毁了，邵云环，许杏虎等好几位记者和使馆工作人员都死于非命。后来美国声明是误炸的，并承担了赔偿责任，一共赔偿了我们四千多万美元。据当时报导，死亡的人每人获赔一百多万美元。这是我所知的中国人的生命的最高赔偿值。因此至今有些市侩还津津乐道，不但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而且美国对死人的赔偿也比中国气派得多。

最近山西一个什么矿的库坝决堤，泥石流把好几个村庄淹埋，数百人遇难，山西省省长也引咎辞职，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据报导，每位死者政府赔偿二十万元。这个数目从目前的行情来看，似乎低了一点，也许是一下子死的人太多，没有这许多钱，所以每位赔偿的标准只好低一点。

生命是无价的，但生命一直来逃不出价值的圈套，往往被价值所拨弄，被价值所亵渎；人们每每无可奈何地出卖生命。这是人生的无奈，也是生命的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