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台上曾有一株野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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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长沙市蔡锷北路司马里38号新兴大厦的我，一辈子仅和父亲看过唯一的一次电影。

　　记得当时我们全家还住在河南郑州，那是我的出生地。父亲是个作家，每每伏案写作时，总喜欢把年幼的我抱在膝上，偶尔会往我嘴里塞上一块香甜的糖果或饼干。我5岁过生日的那天，父亲给我买了一串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笑意盈盈地说：“妞妞，爸爸今天带你去看电影，你说好不好？”“太好了！”我乐得一蹦三尺高，屁颠屁颠地拽着父亲的手出了门。

　　俗话说“女儿是父亲的最后一个小情人”，我上面有两个哥哥，我最小，是家中的小公主，理所当然享受着众星捧月的特殊待遇。我的父亲，是我全部的宇宙。家里穷，两个哥哥的生日不知过了多少遭了，可是父亲从未带任何一个哥哥进过电影院。

　　回家的路上，我骑在父亲的肩上，小嘴里劈哩啪啦，说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爸爸你快看，坏人来了，好人就在家门口挂个大红灯笼；坏人走了，好人就将大红灯笼取下来……”年龄太小了，只懂得简单区分好人坏人。电影屏幕上的故事情节交织得一塌糊涂，唯一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那个“大红灯笼”的细节。我就反复不停地讲述这个镜头。从电影院回家，大概有五六里路吧，我骑在父亲的肩上，兴致盎然地将大红灯笼说了又说，说了再说。

　　父亲突然心里一动：“妞妞，我们也在家门口挂个大红灯笼好不？”“好！”我响脆脆地回答。

　　可惜免费的大红灯笼没弄到。街头商铺里的要花钱，舍不得，只得改换信号了。看电影回家的第二天下午，父亲变魔术般地将一盆花搬到了窗台右角。那是一盆野菊花，它的第一故乡在郑州郊区外的山里头，是父亲花了大半天的功夫才移栽到自家花盆里的。

　　自此父亲和我便有了一个神秘的约定，悄悄地，瞒着妈妈和哥哥。菊花摆放在窗台上，就证明爸爸在家。待我回家敲门时，就敲只有我们两人知晓的暗号：咚咚，咚咚咚咚！父亲解释说，这就是用敲门声在喊爸爸了，喊的是：“爸爸，妞妞爱你！”父亲还要求，妞妞，等你今后在家，你要将菊花摆在窗台右角。爸爸看到窗台上的菊花，回家敲门：咚咚，咚咚咚咚！那就是爸爸在说，妞妞，爸爸爱你……

　　我当即欢喜得憋红了小脸，一下握起小拳头在父亲厚实的胸膛上雨点般地擂起来：咚咚，咚咚咚咚。

　　“地下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那盆野菊枝叶细长、青翠欲滴，开出了米黄色的秀美细致的花朵，满屋子的角角落落都充溢着淡淡的幽香。我每天乐此不疲地敲门：咚咚，咚咚咚咚；我不厌其烦地将花盆移来移去，搬上搬下；我在屋子里静候那心有灵犀的敲门声敲起，然后飞奔着跑去开门……

　　转眼间，我进了幼儿园，又上了小学。每天放学回家，临近家门口时，一仰头，看到窗台上摆放着那盆心肝宝贝的野菊花，我总是撒脚飞跑，往家冲刺。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手忙脚乱地用劲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哪天，倘若发现窗台没那株野菊，我便无精打采、闷闷不乐地，磨蹭着走到家门口，懒洋洋地用挂在脖颈上的钥匙开门，进门。

　　因为有了父亲和我双重精心细致的呵护，窗台上的那株野菊越长越旺了。它傲然怒放着，米黄色的花朵是那样的秀美婉转。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特地跑到建筑公司精挑细选了半书包洁白晶莹的鹅卵石，洗净，细心地围在菊花的根部。看着娇艳欲滴的野菊花，我情不自禁地对它说起了悄悄话：花仙子，你要快快长，快快长，我要爸爸把你送给我当嫁妆哦……话未说完，我自己的脸却红了。

　　菊花果然很听话地健康茁壮地成长着，然而父亲却再也无法亲自手捧菊花送给我当嫁妆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12岁那年，在上自然课的一个下午，窗外有人使劲朝我点点戳戳打着手势，是姑姑。姑姑心急火燎地道：“快跟我走，你爸爸遭车祸了，情况很严重！”犹如晴天霹雳，我傻了，迅即我哭天喊地地一路狂奔，连跑飞了右脚上的一只旅游鞋都没发觉。等我连滚带爬地赶到医院，父亲早已断了气，我竟然没来得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

　　父亲静静地躺在棺材里，入殓完毕，封棺。我哭得肝肠寸断。我对自己说，爸爸并没有离我而去。我一个箭步走到棺材前，轻轻地敲了敲棺材板：咚咚，咚咚咚咚！敲一遍，不够，再敲：咚咚，咚咚咚咚！依然不够，继续敲……亲戚中有人叹息着连连摇头，说，这孩子，怕是掉魂了。

　　我的魂并没有掉，每天一如既往地上学去，回家来。只是，我不再轻易笑了。

　　周末，一个人在家时，我就将被冷落多日的野菊花搬移到窗台右角，然后就那么静静地坐在椅上等，等啊等，始终没有人来敲门。我自己站到门后面去，一边望着窗台上的菊花，一边用劲敲门：咚咚，咚咚咚咚……我知道，生命之中那个最疼爱我的人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捂住眼睛，倚在门背后号啕痛哭：“爸爸，爸爸呀……”

　　野菊花不知何故突然在一夜之间枯萎了，我怎么使劲浇水添肥都无济于事。母亲悲哀地叹了口气，幽幽说道：“人走了，他的花要随他去了。”母亲全然不顾我的反对，将空花盆端走了，也不知道那株野菊花干枯的尸体最终埋到何处。唉，不见也罢，免得见一回就伤心一回！

　　依然去郊外的山里头玩耍，可我再也没有扯野菊花回家养过。偶尔一次两次，我放学回家，走近家门，毫无来由地，抬头望一下。窗台上，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有一次，见到一个滴水的大拖把在晒太阳。

　　18岁那年，我家搬迁到湖南长沙。大哥从湖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规模较大的省级报社，工作两年后，也就想方设法地将妈妈和我迁到了长沙。我在长沙读书，在长沙找工作，日子在悄无声息中慢慢流逝。我依旧沉静如水，不苟言笑。顶多，是周围的同事使劲地开玩笑，我的嘴角才施舍般勉强挤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妈妈开始张罗着给我找男朋友。第一个，没成；第二个，吹了；第三个，黄了。直到第四个，总算大功告成。我们一见倾心，似乎是神交已久。相识两个月，我便与男友闪电般登记结婚，购置了一套位于长沙市蔡锷北路的高级公寓。

　　那是个星期五的下午，下班归来。想必是鬼使神差吧，临近家门口，我抬头，忽然感觉有些异样。索性停下脚步，仔细一瞧，确确实实有情况！在我家窗口，居然挂着一个大红灯笼；窗台右角，摆着一盆米黄色的野菊花！

　　我满脑子云山雾罩地往家走。到了家门口，掏出钥匙想开门，门没开，只听里面居然有人在敲门：咚咚，咚咚咚咚。

　　好熟悉亲切的声音！

　　我原地呆呆站立着，门突然打开来，丈夫兴高采烈地朝我喊：“妞妞，维嘉爱你！哇噻，你的小名原来叫妞妞……”瞅见我哭得梨花带雨一般，丈夫何维嘉不再继续说笑了，只是急急地紧握住我的手：“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啊？”

　　我终于止住抽泣，迷惑不解地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维嘉小心翼翼地擦掉我眼角的泪水，说：“是妈最近告诉我的。”

　　原来，母亲早就知道我和父亲之间那神秘的“接头暗号”。只是，母亲太担心窗台上的野菊会勾起我更深的伤心，于是狠下心用一瓢滚烫的开水浇了一回花。母亲满以为我会从此淡忘父亲，重新回到欢蹦乱跳的疯丫头性子上，谁知……

　　现在窗台上的这株野菊，是维嘉从长沙岳麓山脚下的山涧旁精心挑选了移栽到花盆中的。维嘉将野菊花小心翼翼地擦拭了三遍。然后，他快步走到门边，富有节奏地敲门：咚咚，咚咚咚咚。

　　维嘉没有说话，只是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从他的眼里看到了他想说的一切。我慢慢走过去，慢慢从包里掏出一张化验单，然后说：“维嘉，你就要当爸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