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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整个史学界现在引以为正史的,是宋元时期我国的高丽族抄录中国正统史书而成的两部汉文版史学著作:一是12世纪初,金富轼完成的《三国史记》;二是13世纪僧一然的私家史书《三国遗事》。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三国史记》,它的完成除主要参考了我国的二十四史中完成于12世纪初北宋前历代史书外,着重抄录了完成于宋朝的这两部大部头类书:《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其中又尤以《册府元龟》为首。当时苏轼曾经阻止过,但确没能阻止当时的高丽对中国史书的大肆收集,而《册府元龟》的获得使当时的高丽族文学家不用查中国其它的史籍,就可轻易获得中华所有各族的发展史,他们除了断章取义把我国的高句丽、扶余等的民族分支纳入高丽的史书外,且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的编类的神话传说上,依据朝鲜半岛的风俗习惯,捏和出了其先祖的神话传说。从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发展的脚步上来说,高丽对中国历史的部分甚至整体的移植无可厚非,不仅是因为他们是我国民族的一个分支,更因为这也是中华民族历代王朝无论是分裂时还是统一时,帝王的御用文人都惯用的手段——“显祖”,以期说明君权神授皇权不可侵犯的目的。可以说《三国史记》、《三国遗事》这两部书,就如中国的《宋书》、《齐书》一样,是中华民族的两部民族史书,对我国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在内东北部的民族发展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们之所以都是以中国文字编写,是因为当时的高丽文化本身就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把自己看作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并且也在不断努力传承着华夏文明。
《三国史记》是为了迎合我国王氏高丽族的统治而编纂的一部少数民族史书,不幸现在的南韩确把我国的《三国史记》这部民族史,说成其现在民族的显史。这使我们看清他们的真实意图的同时,也不禁对宋时的文学家史学家,有先见之明的苏轼先生肃然起敬。
在《宋史》宋哲宗本纪里记载,“元祐八年,,1093,,,二月辛亥,礼部尚书苏轼言:「高丽使乞买历代史及《策府元龟》等书,宜却其请不许。」省臣许之,轼又疏陈五害,极论其不可。有旨:「书籍曾经买者听。」
就这句「书籍曾经买者听」的旨意,使当时急于建立自己皇权的王氏高丽族,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中国各类史书,除了《太平御览》外,最重要的当属《册府元龟》。因为根据其中的帝王记和外臣记,可轻而易举的完成《三国史记》。这一重要的记载,不仅充分说明了高丽这两部史书的本源,也使我们对苏轼的高瞻远瞩肃然起敬,虽然他当时抱有的是狭隘的民族论,可如果当时宋哲宗采纳苏先生的建议,恐怕《三国史记》出书不知还要晚上多少年,而且南韩就不象现在这么跳着脚无理取闹了!因此今天我们在看《三国史记》与《三国遗事》时,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是对《册府元龟》中史料的原文摘抄和历史演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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