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与《笑傲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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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国重3

董桥先生为金庸的《明报月刊》做过12年主编，1988年，又就聘为《明报日报》总编辑。他当年“读金庸写袁崇焕的时候，觉得笔调和佈局都超出了中国史家的规矩和视野，后来在金庸府上的书房里果然看到几部斯特拉奇的传世之作”，言下之意是金庸的《袁崇焕评传》与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一样，“兼俱深远的史识和清明的文采”，而前者文风必然受到后者影响。
　　
　　 读到老董这段文字，我非常好奇：不知在金庸那堪称‘书城’的大书房里，董桥有没有看到两本小册子，也是英国佬的作品——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庄》？
　　
　　 奥威尔1948年完成政治寓言小说《1984》，第二年出版，在英国首印2.6万册，在美国首印数为56万册。到今天，此书以60种语言，全世界共发行5000多万册。
　　
　　 金庸在1967年创作《笑傲江湖》之前，没读过《1984》?可能性有，然而，微乎其微。
　　
　　 1946年，当时的金庸，20岁出头，已经在阅读英文原版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了，他的英文没有问题，不需要借助翻译。金庸自称：“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我也喜欢法国、意大利……”（《金庸传〉381页），在欧洲文化大国中，似乎金庸还是对英吉利更偏爱些。
　　
　　 《1984》是小说，金庸喜欢小说；奥威尔是英国人，而金庸欣赏英伦文化；〈1984〉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寓言小说，而金庸不消说，对政治的关注，与生俱来、贯彻终生。
　　
　　 “他生活中的主要兴趣仅集中于两种酷爱之事上——文学和政治”，这话说谁呢？
　　
　　
　　 不是金庸!是美国作家迈耶斯在〈奥威尔传〉中对传主的认知.
　　
　　 金庸又何尝不是这样？只不过次序要颠倒一下：“金庸生活中的主要兴趣仅集中于两种酷爱之事上——政治和文学”。
　　
　　 〈1984〉出版于1949年，〈笑傲江湖〉撰写于1967年，18年间，金庸没有读过〈1984 〉，可能性极微，虽不能完全排除。
　　
　　 果真没有读过，那就充分验证了钱钟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论断；如果此前读过<1984>,那么，金庸就堪称落实‘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高指示的光辉样板。
　　
　　 前两年，满世界喧传“金庸承认〈笑傲江湖〉发生在明朝”，乍闻此语，不禁莫名惊诧：金庸不会这么瞎扯罢？
　　
　　 看了最近出版的〈金庸散文集〉，我才回过神来。
　　
　　 北大学生提问：“《笑傲江湖》的时代背景是否明朝正德至崇祯年间？ ”
　　
　　 金庸是这样“承认”的：“大致是明朝吧，没有具体时代背景。因为我想这种权力斗争、奸诈狡猾，互相争夺权位的事情，在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如果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反而没有普遍性了。这位同学估计是在明朝正德至崇祯年间，我想他很有历史知识，大致差不多。 ”
　　
　　 一头一尾，都在’承认’，首尾之间的每个字，又无一不在’否认’。这一回答，与〈笑傲。后记〉中“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说的还是同样的观点。
　　
　　 金庸这个人，非常厚道，也非常世故。好在他的世故，往往表现得非常厚道。例如这次答问，就给足了提问者面子，表扬他“很有历史知识”，避免伤及年轻人的脆弱自尊。在下妄作解人，解析如下：《笑傲江湖》确实、绝对不存在历史背景问题，但你一定要说它有历史背景，那么，此书确实与朱明一代更为契合。
　　
　　 如果〈笑傲江湖〉是历史小说，那么，我认同克罗齐“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的观点，然而，〈笑傲〉之后的〈鹿鼎记〉才被金庸认作“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鹿鼎。后记〉）。《笑傲江湖》却并非历史小说，“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它不像〈鹿鼎记〉，更像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1984〉，是一个政治寓言传说。
　　
　　 “寓言”也不能完全与现世隔绝，〈笑傲〉不可避免会在官制、服饰或其他方面带有明代或其他朝代的印记，以此来坐实〈笑傲〉的历史背景，未免有些个胶柱鼓瑟。
　　
　　 奥威尔〈动物农庄〉中那头猪领袖，名字唤做拿破仑，我们是否可以以此断言：书中曼诺农庄的这些畜牲生活在拿破仑。波拿巴或者是路易。波拿巴时代的法兰西？
　　
　　
　　
　　 曼诺农庄与人类、与其他农庄，无从完全隔绝，然而，关起农庄大门，这个‘动物世界’就隐喻着一整个国家，一个大的社会。
　　
　　
　　
　　 《笑傲江湖》与《动物农庄》在这一点上，非常相似。“江湖”与外面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存在交错。但是，金庸似乎刻意把这个‘江湖’，与外面大皇帝管制的‘天下’，尽可能的撇清关系。‘江湖’由‘正教’与‘魔教’两方势力组成，然而，对于朝廷，两方都持一种坚决的排拒态度。刘正风要‘金盆洗手’，弄了个朝廷的‘参将’官位，前往致贺的‘正教’成员皆深为不齿，认为是‘自污’之举。而当恒山派女尼遭遇令狐冲假扮的‘吴天德参将’时，开始也有人疑心“只怕他是魔教的奸人，在此向咱们挑战”，马上有人坚决地予以否定：“魔教中人决不会去做朝廷的军官，就算乔装改扮，也当扮作别种装束”（三联版873页）——似乎这是当时的‘江湖’常识。
　　
　　
　　
　　 一般情况下，相对于‘庙堂’，才有‘江湖’的概念。‘居庙堂之高’是‘在朝’，‘处江湖之远’，是‘在野’。但，任我行所要‘一统’而令狐冲想要‘笑傲’的‘江湖’，不是酱紫。
　　
　　
　　
　　 “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而这些‘政治现象’，金庸是以‘江湖’为背景展开的——他把‘江湖’与‘天下’尽量隔绝，写的是‘江湖’中的‘在朝’与‘在野’，刻画的是‘江湖’范围内的权力争夺。在〈笑傲江湖。后记〉中，金庸一开头就写道：“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有一点必须首先确认：书中的“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与‘朝廷’‘天下’无关，金庸写的是‘江湖’‘绿林’中的“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
　　
　　
　　
　　 此时的‘少林’‘武当’‘华山’‘青城’各派，与其他武侠小说中的‘门派’，绝对不是一回事，他们象征着各种政治势力，而不仅是一帮豪客散人的乌合。岳不群令狐冲的‘华山派’，与穆人清袁承志的‘华山派’均以西岳为活动基地，但是，两者绝无传承关系，完全是两码事。
　　
　　
　　
　　 在〈动物农庄〉，关起曼诺农庄的大门，这个‘动物世界’就隐喻着一个国家，一个大的社会；在〈笑傲江湖〉，与‘天下’隔绝，‘江湖’本身就象征着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现代意义的‘天下’，就是‘全球’。
　　
　　
　　
　　 当‘江湖’隐喻一国时，是一种战国、三国或北洋时期群雄并起的乱世，金庸本人不可能反对‘一统’，他反感反对的，恐怕是秦始皇那种伴随疆域一统而来的思想钳制、精神一统。与《一九八四》齐名的另一部‘反面乌托邦’小说《我们》出版于1932年，书中的国家，就叫做‘大一统王国’，这个伟大的国度，全体国民在‘大恩主’的英明领导下，在《守时戒律表》的光辉指引下“在同一小时、同一分钟，像一个人似的一齐起床。在同一小时，几百万人一齐开始工作，又一齐结束工作。我们融合成一个有百万只手的统一的身躯，在《守时戒律表》规定的同一秒钟，把饭勺送进嘴里，在同一秒钟出去散步……”更重要的是全体国民被灌输了同一的思想，仍然有一小撮‘坏分子’自甘堕落心中残存着对于‘自由’的想望，对这些人，当然要进行最后的灵魂拯救——‘大恩主’会亲自操作一台特制的‘机器’对他们完成‘人体原子的分裂’。
　　
　　
　　
　　 更大程度上，‘江湖’所指归的，是金庸创作《笑傲》时的世界格局，‘一统江湖’就可以理解为当时某一国家‘独霸世界’的野心与动作。
　　
　　
　　
　　 果真如此，则《笑傲江湖》与《一九八四》，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在奥威尔假设的1984年，国际上有三大超级大国：俄国吞并欧洲后形成的欧亚国、美国吞并整个英帝国组成大洋国、以及日本的东亚国。
　　
　　
　　
　　 当年读《笑傲》这部政治寓言，有些东西总觉得混乱不堪，理不清头绪。前年复习了一下《几何》课本，再读此书，顿觉豁然开朗。
　　
　　
　　
　　 《笑傲江湖》的政治格局，无非两个三角：整个‘江湖’，由少林武当联盟、五岳剑派联盟和日月神教，构成一个大三角；在‘日月神教’内部，则是任我行、东方不败、向问天三派势力组成的三驾马车、形成的小三角。
　　
　　
　　
　　 金庸对政治，情有独钟。而他的视野，从未局限于母国，年轻时的志业在于做外交官。创办《明报》后，对国际局势更是念兹在兹，而写作《笑傲》的1967-1969年，国际情势相当紧张，世界大战的威胁，阴霾了整个天空，金庸在撰写《明报》社论，纵谈世界风云的同时，这份关心与忧虑，不可避免要反映到每日连载的小说情节中去。
　　
　　
　　
　　 下面的推论一定有言过其实、过于坐实的弊病，我虽心知，亦无力避免：
　　
　　
　　
　　 日本以神道教为国家信仰，崇奉日神‘天照大神’，因此，《笑傲》中的‘日月神教’，或许是‘日之本’的投影？
　　
　　
　　
　　 冲虚道：“少林之次，便是武当。更其次是昆仑、峨嵋、崆峒诸派”（《笑傲。密议》）。置换到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格局，少林似山姆大叔，武当像约翰牛，而昆、峨、崆等接近法、（西）德、意……
　　
　　
　　
　　 下面冲虚接着给令狐冲上国际关系课：“五岳剑派在武林崛起，不过是近六七十年的事，虽然兴旺得快，家底总还不及昆仑、峨嵋，更不用说和少林派博大精深的七十二绝艺相比了”，那个执五岳派牛耳的嵩山派像不像苏俄？左冷禅对付其他四派的手段跟苏俄打压控制东欧卫星国的方式是否如出一辙？
　　
　　
　　
　　 概括言之：《笑傲江湖》中的‘大三角格局’，与《一九八四》中的三大国并立的情势，惊人地相似。
　　
　　
　　
　　 金庸在1967年写作《笑傲》之前，不曾读过《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金庸在《笑傲。后记》中写道：“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没有《后记》，但奥威尔有‘后语’，在此书出版的当年（49），公开澄清：“此书的背景地放在英国，目的是强调讲英语的人并非天生优于别人，如果不与其斗争，jiquan主义可能到处取得胜利”。
　　
　　
　　
　　 两相对照，别有意味。金庸使年代‘不确定’，来表现‘普遍性’；奥威尔则使背景地‘确定’，表现的还是‘普遍性’。
　　
　　
　　
　　 〈一九八四〉与〈笑傲江湖〉的相似处，还有不少，不想再饶舌了。
　　
　　
　　
　　 说点题外话：
　　
　　
　　
　　 二战一结束，奥威尔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报复是酸的》，雄辩地指出：“报复”这回事，根本无法成立，因为牵涉其中严重的逻辑自我矛盾。人只有在无法报复时，才会生出报复的欲望与情绪。等到报复那刻真的来临时，报复行为不可能带来报复的快感，只会有事过境迁的怅然与疲惫；所以说，报复必然是过时的、发馊的，是“酸的”。
　　
　　
　　
　　 这一点，金庸与奥威尔的观点是相通的。‘报复’‘复仇’是武侠作品最重要的主题（或之一），金庸笔下的复仇英雄在诛杀仇敌之时与之后，多数得不到真正的快感与安慰，只有事过境迁的怅然与疲惫，他们的感受，是酸的，而不是甜的。这是金庸小说在思想意识方面较唐传奇、旧武侠和梁羽生们高明的地方。
　　
　　
　　
　　 斯蒂文。朗西曼认为奥威尔其人“对人类状况感到怜悯，但对个体的人却没存多少怜悯之心”，金庸是否也是如此？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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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