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为什么要褒扬汉族英烈，甚至自己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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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入侵，杀戮，镇压，收买，文字狱，思想禁锢，怀柔政策逐渐取得了在中原统治权的满清王朝，自顺治、康熙时代起，为了笼络中原民心，除了开科取士，停止圈地，推行税费改革，实行摊丁入亩，减轻人民负担，与民休息以外；在思想文化上也采取了一系列认同中原文化，信奉华夏图腾的措施。以使满洲贵族除了在政治上保有特权，在经济上享有特殊待遇外，在宗教信仰，价值义理，道德准则，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从而自然地作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在获得了较长时期的统治权以后，又在中原地区获得了自然的居住权。和蒙古族在丢失了元朝政权以后，整族随统治机器一起退回大漠不同，在辛亥革命以后，八旗统治者及其子弟，基本上是在原驻地自然消化，没有整部族，也很少有整家族迁回吉林新宾。除了时代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民族平等，天赋人权理念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清王朝的开拓者们睿智的远见，富有韬略和智慧的文治，造福了他们的后人

       清王朝入主中原，安定天下以后在思想文化界的第一件大事，是尊崇儒教，推崇孔子。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二年（1645年），在明代已封孔子为“至圣先师”的基础上，顺治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并在文庙举行祭孔大礼。明白地告诉中原的知识阶层，新的王朝将与中原文化同宗，认同作为中原统治利器的儒教，同时倡导满汉一家，以从思想上消除中原士子，百姓的抵触情绪。在以武力为后盾的背景上，以思想文化的同一夯实在中原的统治基础。
      
第二件大事是修订律令，效法中原王朝的法治，建立有序的等级社会。
       顺治三年（1646年）吴达海等奉敕编撰的《大清律集解附例》，该律例是在《大明律》的基础上编成。分名例，吏、户、礼、刑、兵、工、六律，计七篇三十卷459条，为清代第一部系统法典。该律经顺治、康熙两朝实行，至乾隆时，又加修订，在原有分目，卷秩的基础上，总结历代王朝立法经验，仿明律体制，结合清朝社会实际，以简约易行文字，完整结构，严密律令的成果于乾隆五年（1740年）以新名《大清律例》颁布实行。成为终清之世的铁定大典。为了适应社会变化，该律以“例”的形式，在律令不变的原则下，以“律例并行”的方式，以“例”补“律”之不足，凡3-5年一修订，至同治年（约1890年）间，条例由436增至1892条。律令是国家统一，安定之时，为了建立有序社会，稳定社会结构和秩序，以长治久安采取的重大措施。虽然中华法系权大于法，但是有法社会毕竟是文明社会。清律以成文法典辅之以判例，增加了法律的灵活性，适时性和相宜性，有利于法制的确立和国家的巩固。因此，清代得以成为仅次于唐朝的统治时间最长的专制王朝。
      
第三件大事是勘察地域，了解疆土，以制成真正意义上的疆域图，彰显大国之威。
       地图中国古已有之，现在存世最早的地图，是1986年3月，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七幅战国晚期，秦所属卦县（今天水一带）地形图，经济图，政区图。世界上最早具有一定科学水准的地图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长沙国南部的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地图，载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刊印的杨甲所撰的《六经图》上。按实际人文和自然要素绘制，较为粗糙。但较欧洲印刷地图早三百年。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境地图，当属康熙五十六年绘制刊印的《皇舆全览图》。雄才大略的康熙帝，较为重视科学技术，引进西方先进的测绘技术，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7月开始，组织西方传教士中精于勘测绘图者和技术人员白晋、雷孝思等十人，分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经度和三角测量，历时九年余，完成了此项艰巨的工作（西藏部分清廷特派两喇嘛完成）。成为有清一代，乃至民国初年，中国地图的蓝本。乾隆年间，绘图工作继续向西北发展。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何国宗去哈密以西测量经纬度，绘成《西域图志》。二十四年，明安图到南疆各地测量制图。第二年，蒋友仁在前两次实地考察绘图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皇舆全览图》，制成《乾隆内府舆图》。体制较前图更为祥备。以至两图的绘制，不但是统一国家，有序管理的重事，也是世界地理学上的重大事件。
      
第四件大事是为建立正统文化，树立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范例，统一思想，行为，修撰《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康熙四十九年，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张玉书，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廷敬及学官二十八人奉敕编成《康熙字典》。以部首排列，按六书原则区分字形义音（反切注音）。《古今图书集成》也为康熙时学士陈梦雷编。雍正三年，《康熙字典》编辑之一，前翰林学士蒋廷锡奉敕校补。现存卷秩最浩繁，罗列最广，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类书。被外国称之为“康熙百科全书”。到乾隆时代，为了彰显帝国的文治武功，乾隆帝又敕命大学士纪昀按经史子集分类修撰鸿篇巨制的《四库全书》，成为清代文化史上最大的盛事。赫赫武功，煌煌文治，只有康乾盛世才有如此的气派，修为，胸襟，得以完成中华文化盛典中的上述成为典籍的著作。
      
这一切完成后，统一安定的泱泱大清，开始树立民之楷模，道德风范，以利国运昌祚。于是，褒扬先贤英烈，以忠烈为万世子民风范，成为思想文化界的大事。从有宋以降，凡是在抵御外侮，保家卫国中殉难的英烈，都在褒扬之中。为此，王朝，地方官，以及民间，大规模开始整修英烈生祠，庙宇，陵墓，以为万世瞻仰之本。从山西代州的杨业家祠（元代建祠，明清重修），到福建闽侯中房乡大家山南的李纲墓（嘉庆十五年重修），汤阴岳王庙（明初建，清乾隆重修并立碑）西湖岳王坟（现存建筑为清代重建），南宋抗金名将，蕲王韩世忠在江苏吴县灵岩山西南的墓地与蕲王庙（南宋始建，明清重修），南宋丞相文天祥在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西口的祠堂（明洪武九年建，清代修葺），温州江心屿江心寺东的文天祥祠（明成化年间建，清代重建）以及江西吉安富田文家村的陵寝（元至元二十一年安葬于此，雍正九年，奉旨修复）；徐达，李文忠（以上在南京孝陵陪葬），于谦（祠在北京，故居在杭州）；以至于作为清廷强敌，不屈死战的袁崇焕（祠堂在北京崇文区花市斜街，清中叶建，尊称为粤先烈，督师）史可法（清乾隆三十七年，扬州人士集资修祠墓，谥为忠正）等都得到旌表。而郑成功，张苍水，黄道周等抗清名士，也获准享有安葬之地，祠庙香火。这一切，真正反映了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外来的蛮夷、胡狄，而是把自己看作是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同时以华夏的气节，情操，道德来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包括自己曾经的对手和敌人。
      
在江山代谢，政权更替时，为了分化瓦解对手的力量，以改变力量的均势，建立自己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削弱和孤立对手，政治家们常常以合纵连横，收买利用，招降纳叛，离间反间的手段和伎俩来壮大自己，最终消灭敌手，获取胜利。这只是政治外交上的一种策略。但是，江山到手，秩序安定之后，为了巩固统治，长治久安，任何明智的统治者都不会鼓励叛卖，变节，朝秦暮楚，首鼠两端的行为，而需要把忠孝节义的民族大节摆上行为风范的严肃课题，于是树立相关楷模就是他们必然的选择。同样，现代社会里任何企业家，公司老板，也要求员工以企业为家，而排斥频繁跳槽，守业不终的求职者。因为任何发展的事业都需要忠心耿耿的骨干，而不堪不可信任和随时变异的分子。国家更需如此，才能巩固政权，稳定统治秩序，长治久安。
      
尽管有一段时期，个别统治者不取此道，颠覆天下道德准则；但是，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礼纪崩溃，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民族精神文化的衰微，以至影响到国计民生，使老大中国步入危险颓萎的境地。这已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古老的文明民族，不以自己民族历史上的英杰为骄傲，为民族自信心的源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只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个例外，老子天下第一，把自己祖国，民族的先烈，英贤统统斥做牛鬼蛇神，封资修死敌。否定了祖宗，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际上也就否定了自己的一切。文化的断层，传统道德的缺失，信任的危机，信念的泯灭，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就是这一变异的最终产物。一个荒谬的举措，导致了一个民族灵魂的阙如，这正是历史给我们的最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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