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到天数: 1507 天 [LV.Master]伴坛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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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虫中,跳蚤可能是最善跳的了,他可以跳到高自己几万倍的高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带着这个问题,一个大学教授开始了他的研究。可是他研究了一整天,都没有找到答案。
第一天下班的时候,教授用一个高一米的玻璃罩罩住了这只跳蚤,以防他逃跑。就在那天晚上,跳蚤为了能跳出玻璃罩,就跳啊跳啊,可是无论他怎么跳,都在跳到一米高的时候,就被玻璃罩挡了下来。
第二天,教授上班取下玻璃罩,惊奇地发现,这只跳蚤只能跳一米高了。于是他来了兴趣。
第二天下班时,教授用了一个50厘米高的玻璃罩罩住跳蚤。第三天,教授发现这只跳蚤只能跳50厘米的高度。晚上,教授用20厘米高的玻璃罩罩住跳蚤。第四天,跳蚤跳的高度又降为20厘米。到了第四天下班时,教授干脆用一块玻璃板压着跳蚤,只让跳蚤在玻璃板下爬行。果然,到了第五天,跳蚤再也不跳了,只能在桌面上爬行。
可就在这个时候,教授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酒精灯。酒精撒在了桌上,火也慢慢地向跳蚤爬的地方蔓延。奇迹出现了,就在火快烧着跳蚤的一瞬间,跳蚤又猛的一跳,跳到了他最开始的超过他身体一万倍的高度。
最初产生写这部书的想法,又决定采用《假如我能活到五岁》这个书名,完全是因为一个孩子,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就是她帮助我度过了一个儿科神经外科医生的最初阶段。她叫内奥米,病危住进我们医院时只有四岁。她患了一种极为复杂的脑瘤,昏迷不醒。
这是25年前的事。第一次手术后,内奥米恢复了知觉,甚至在绷带还缠着她的头时,她就表现出孩子充满活力的神态。我第一次和她交谈时,她缓缓地抬起自己的脚,以挑战者的口气说:“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骑两轮车!”
在等待内奥米恢复体力、准备给她做第二次手术的那些天,我每天都要到她的床边看望她。每次我检查她的病历时,她都要站在床上对着我修改她的计划: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用双扣系我的鞋!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读连环画。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跳绳――向后跳!
第一次面对这种可怕的肿瘤,我却发现自己从这个仅有四岁的小女孩儿身上汲取了无穷的勇气和胆量。内奥米的精神鼓舞着我,对我而言,那是我事业初创期至关重要的一课,它加大了我的决心,让我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救治孩子的机会和可能,不管这个孩子处于何种令人恐惧的状态。
成人们大都倾向于这样认识和评价孩子:他们是幼小的、脆弱的、易受伤害的。而在我的经验中,他们却是坚强的巨人。
我们给内奥米成功地做了第三次手术。现在,她已成为一位非常幸福的30岁的女人。她热爱生活,在一家杂货店做记账员。她给我写了封信,自豪地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工作,什么时候到了曼哈顿。她说,她写信为的是向我问好,并让我开心。
金色的绶带
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有时,我必须让自己接受这样的事实:我能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就是时间,多一个夏天的假日,或多一年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然而,现在我明白,以活几天或几年来计算生命的价值是一个愚蠢的算法;对生命的真实计算只能是如何充分地利用和分配我们的时间,在一定时期内我们能分享多少人生的乐趣。
劳拉被磁性共振扫描图像检查出她的恶性肿瘤第三次长出来时,我对此感到束手无策,一度陷入困惑之中。再一次给她做手术的确可以为她延长生存的时间,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治愈她,况且她已经经历了两次非常艰难的手术,做过两个疗程痛苦的化疗了。
和我的许多小患者一样,劳拉从12岁做完第一次手术后,身体的生长不断加速。当别的青少年正沉迷于摇滚歌曲时,劳拉对化疗和放疗已相当精通。她的父母参加我们任何时候的常规会诊,但是劳拉总是为自己说话,并首先作出治疗决定。
我决定告诉她治疗进程停在哪,并试图了解她接下来想做什么。很久以前我就发现,如果你想和孩子保持任何可信任的关系,诚实也许是惟一可行的方法。我曾经亲眼目睹了最悲惨、最残酷的情景:孩子不顾一切地想要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而他们的父母却感到有必要隐瞒他们,不让他们知道。这样,孩子便不可避免地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并因此而激愤。
我告诉劳拉我的想法,让她知道再做一次手术可以为她多争取一些时间。她的反应同样直接而坦然:“我要告诉你,弗雷德医生,我对躺在恢复室中,头上缠着纱布慢慢苏醒过来的生活已经厌倦了,我感到很累。化疗也一样,看着我的头发从手中落下,也同样让我伤感。”
她抬头看了看放在灯箱上的磁振动图像,叹了一口气说:“我告诉你我想要什么,我真的很想在这个夏天回家去骑马度假。如果我同意你再一次给我做手术,这个夏天我还能实现什么愿望呢?我同意再手术,但不要再化疗了。”
那次的对话是在五月。劳拉很快从手术后恢复过来,便在六月离开医院去度假。七月,我接到了一封她的来信,她告诉我有关她骑的那匹巴洛米诺马的情况及整个夏天她驯马的情形。八月,她又给我写了一封信。这一次,她描述了她获得跳马表演冠军得到绶带奖励时的情况。随信她寄来了一张快照,在照片上,她的胳臂和脖子环绕着闪闪发光的金色绶带。
九月,劳拉来作复查,她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她竟避开了父母单独来作复查。她感谢我对她自始至终的治疗,并给了她这个夏天傍晚在夕阳下骑马,早晨牵着马散步的机会。
最后,劳拉告诉我她的头疼病又复发了。她死于那年的十月。
患病的孩子往往比他们的父母甚至比他们的医生更早知道自己的最后期限,就像劳拉。他们经常以最实际的态度来获得有限时间所给予的最多的生命意义。
PS:题目貌似没有了,按他的取法复制的题目: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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