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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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广袤、阡陌纵横、村庄炊烟、鸡鸣犬吠,相对城市的喧嚣,老家那边曾有一份让我眷念的田园诗意。
    我现在生活的城市距我老家的曲线距离不足百里,但这仅是物理上的长度概念。如今,老家之于我,不仅距离产生美,而且距离产生距离。

                                   无奈的母民

    农民是市民一种体制上的对应称谓,我是这两个概念的混合体:在城市人眼里我是乡下人,在乡下人眼里我是城市人。其实,我是披着城市外衣的乡下人。
    正在上班途中,对门的同事打响了我的手机,说:“你们老家的一个老头儿在办公室门口等你呢!”
    我心里一惊,脑子便迅速开始搜索是哪一位长辈的大驾光临。到单位找我帮忙的老乡很多,但大多是村里的年轻人,上年纪的长辈们都是没有大事不登门。紧蹬快赶,气喘吁吁跑上五楼,门口蹲着的“老头”嘿嘿笑着站起来,脖子上的绷带吊着胳膊。仔细一看我也嘿嘿笑了,老头不老,是我的同学庆申。庆申与我同岁,正是如日中天的年龄,却被我的同事提前送进了夕阳红。我不能责怪同事的眼神差,庆申荒凉的脑袋闪着寒光,茂盛的胡子气势汹汹占据着脸的下部,烟熏的一嘴黑牙与胡子打成一片。外貌看,庆申确实像一个乡下老汉。
    其实庆申在头发没有完全撤离脑袋之前就已是绝顶聪明。刚上初中时,他指着头上的高压线胸有成竹地对我们说:“从电厂那边拉闸断了电,光这一百多里电线上的电也能用好几天。”接着他又指着麦田里正在喷水浇地的机井举例来佐证他的正确,说:“这跟浇地是一样的道理,机器停了,光垄沟里的水也能浇几个畦子。”当时大家深信不疑,后来学了物理,知道了电一分钟能绕地球好几圈,水的速度根本不能比。于是庆申关于电的高论就成了同学间经典笑话。
    时光的速度比电更生猛,我还在“青年”里泡着自恋,庆申却已被时光锈蚀成了“老头”,至少外表如此。
    他的胳膊是被包工头打伤的。辛苦了半年,准备回家欢欢喜喜过个年,包工头却不给工资。找的次数多了,包工头急眼耍赖皮,找人把庆申为他创造利润的左胳膊打伤了。报案后公安局一直破不了案,庆申说这是包工头用钱打通了关节。
    庆申坐在椅子上,脸上无奈的愁比胡子更浓密,气咻咻地说;“真他娘的没说理地方啦,没钱咋回家过年?孩子老婆都等着我这钱哩。不行我就学董存瑞,也弄个炸药包与那个狗杂种一块儿见阎王。”此话耳熟,媒体上常有农民工利用极端方式讨还公道的报道。
    宽慰了庆申。我打了许多电话,费了许多口舌,找了许多朋友,庆申不但如数拿到了工资,自知理亏的包工头还间接地赔了一些药费。庆申激动得那奔波的双腿又呈下跪状,大滴眼泪直掉,说:“过年回家我一定请你喝酒。”
    回老家过年,村人都喊庆申母民。询问后才知,他的小儿子在家复习“思想品德”准备期末考试,让庆申帮着提问题,在“公民”这个概念上,一向想像丰富的庆申与儿子发生了争执。他说,书本上的不对,公民应该专指男人,女人不是公民,是母民。笑话在村里传开,“母民”就成了庆申的绰号。
    晚上到庆申家喝酒时我专门问了庆申,他承认这个事实,但依然坚持自己对公民与母民的划分,不过这次他又进行了新的诠释,说:“城里人是公民,乡下人是母民。”
    我问为啥,他说:“城里人光日操乡下人。”我说那你哪儿也别去,呆在家里老老实实种地算啦。庆申的脸和脖子红在了一起:“种地能挣几个钱?不打工我能干啥?”
    我说那你还是自己愿意叫城里人日操。灯光昏暗,庆申一嘴黑笑,纠正道:“不叫日操,叫剥削。”
    划拳、掷骰子、行酒令,庆申都不是我的对手,可他不服,酒气顺着胡子四溅:“你天天有酒场,锻炼的多,玩这些当然比我强。”他提出碰杯对喝,很快,不胜酒力的我就醉得一塌糊涂。第二天堂弟大明告诉我,昨晚庆申做了手脚,他喝的都是白水,你喝的是酒,当然你醉了。
    这小子耍小聪明也让我当了一回“母民”。

                                 当爷的滋味

    踏着岁月的台阶往高处走,额头的皱纹渐趋沧桑荒芜。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就稀里糊涂当上了爷。当然,这个“爷”不是我儿子骨血延伸的结果,他正读高中,法定的结婚年龄是他目前不可逾越的底线。
    我在村里辈分较小,出门抬头许多不是爷爷奶奶就是叔叔婶婶。大年初一拜年,从村东到村西,一年一次的磕头拜年礼数让我望而生畏。今年回村过春节,一声稚嫩的“爷爷”,猛地砸在我并不苍老的心上,荡漾开的岁月涟漪回响着老之将至的恐怖。以往在村里,这种称谓都是我谦逊地砸在别人的心上,而今轮到了我,受宠若惊又感慨万千。
    称我爷爷的孩子是堂弟大明的孙子。大明比我还小一岁,刚进入不惑之年就已走进了祖辈的行列。少年时我和大明一起疯跑玩耍的情景恍若昨日,今年在寒风拂面中仿佛一下子垂垂老矣。我不知道是岁月的无情,还是人生游戏规则的变化多端。
    我的一张十元人民币压岁钱,使孩子红扑扑的僵硬脸蛋变成了一朵盛开的花。而堂弟大明的脸却枯萎得颇有些祖辈的慈祥。大明的儿子——那个称我大伯的年轻人只有十八岁,与我的儿子一样正在含苞欲放的花季,却早早在老家这块土壤上开花结果。而我的儿子还在书本题海中苦苦跋涉。
    这些年,我越来越怕回家过年。除了心理上疏淡了少时的那份好奇,更主要的是和我一块长大的伙伴们大都儿孙满堂,除了喝酒打麻将能够坐在一起进行成人游戏,更多的是相对无言,惟有寒暄客套发牢骚直至沉默抽烟。与其尴尬,不如贮存起曾经的童真和情趣。曾经在上学路上畅谈未来的梦想,都变成沉淀在乡路上的尘土,挣钱、盖房、娶妻生子,生活目标像田地上年年收种的庄稼,既单调又生生不息。
    我说:“这么小就让孩子成家,太早了吧?”大明说:“村里都这样,不上学了,不成家干啥?早晚都是这么回事。”“不到结婚年龄上边不管?”“罚几个钱儿就过去了。”大明淡淡地说,似与他无关。　　

回到城市,听了我的叙述,在电脑前游戏的儿子不屑地从嘴角撇出两个字:愚昧。后来儿子学习成绩下降,我教训他:“要是在老家,你都成家立业了,我也早当爷爷了。”儿子不耐烦地说:“做梦吧你,这话十年后再说也不迟。我才不早早把自己给拴住呢。”
    学士、硕士、博士,这是我对儿子的期望。我和妻子不止一次向儿子灌输这种意识。堂弟大明的四个儿子,最高学历是初中毕业,而我们整个村子的孩子能读到高中的也寥寥无几。     我劝大明:“你应该让孩子多受点教育。”大明振振有词地反驳我:“这么多孩子,光学费也交不起。再说现在大学毕业都找不到工作,上学有啥用,还不如早早挣钱成家。”
    白发苍苍老态龙钟,这是“爷爷”的概念在我脑子里固有的模式。而大明和许多少年伙伴都已打破常规,提前进入了儿孙满堂的人生天伦。
    儿童相见应不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一张张稚嫩陌生的脸让我感到村庄兴旺的未来,同时也感到与老家的距离。至少在儿孙满堂这方面我是有差距的。

                                  硬盒烟意识

    麦苗梗着脖子迎接日益温柔的太阳。村西55岁的老光棍英臣站在大红喜字前梗着脖子咧着大嘴直笑。枯木逢春,他娶了邻村一个23岁的黄花大闺女。我的二叔在人群外边偷着乐,他是媒人。英臣比他媳妇的爹大十岁,比他媳妇的爷小十岁,村人都说办不成的亲事,硬是让二叔撮合在了一起。
    英臣的媳妇智残,目光呆滞,话语含糊不清,口水直流。村人都说英臣给了二叔大媒礼,究竟数额多少,二人都闭口不谈,属商业机密。
    二叔原来是搞牲口交易的经介人。我小时候在老家一带赶集,在牲口交易场上,曾多次看见二叔活跃的身影,一会儿到卖主耳边响咕几句,一会儿与买主在袖子里捏着手指谈价钱。近几年来,二叔与时俱进,中介的内容由四条腿的牲口转向了两条腿的人。二叔头脑灵活,口吐莲花,阶级斗争年代,地主富农都怕他那张无中生有的嘴。如今二叔剑走偏锋,老光棍、老寡妇、残疾者、倒插门,甚至还有阴亲,这些冷门婚姻他都能拿到丰厚的媒礼钱。
    春天在寒风里蜷曲着,尘土弥漫着乡路。二叔躬着腰与寒风尘土较劲,自行车吱吱啦啦在他屁股下呻吟。见到我,二叔一脸欢喜地对我说:“我现在也快成了脱产干部,忙得很。”说着从口袋掏出一个破本子让我瞧,年龄、身高、家庭条件,歪歪扭扭都是,后边几页有公的、母的、几岁口,二叔笑了:“现在以人为主,牲口是捎带着。”
    二叔小心翼翼把本子放入上衣内侧口袋,拍拍,向我炫耀:“这是我吃饭的本钱。”仔细看着我递过的香烟,二叔说:“老侄子,不是我给你吹,现在我到谁家都是硬盒烟,软盒不吸。”
    显然,硬盒烟在二叔心目中是最高礼遇。我故意逗他:“要是中华烟呢?”“中华烟当然也是,软盒不吸,没点架势能干这个?”这句话让二叔露了怯,他老人家肯定不知道中华烟软盒比硬盒烟价格高。
    由此,我对二叔做媒的可信度大打折扣。看到电视上那些俊男靓女在主持人的帮助下婚姻速配,我就常想起二叔,甚至还想到小时候在集市牲口交易场上二叔的身影。